一战百年·战前37天之⑲|“欧洲的良知”罗曼·罗兰

        受《战前37天》启发，我们准备用37篇短文介绍1914年6月28日至8月初战争全面爆发前的那些天里，欧洲、美国甚至一些亚洲的作家、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持什么态度。】      

罗曼·罗兰     

       

《约翰·克里斯朵夫》

        1912年，他还默默无闻，1914年则赢得了世界声誉。随着一声惊呼，一代人认识了他们的导师。——茨威格

        

        1913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获得了法兰学院奖，罗曼·罗兰成了大师。茨威格说，这荣誉来得正当其时，“他要凭自己的声望、荣誉和艺术家的力量，凭这一切挺身而出，反对祖国和别国的一切不义。”

        1914年5月底，罗曼·罗兰就已经在瑞士了，7月初他来到日内瓦参加该城独立100周年的庆典。几乎每年夏天，他都会在瑞士度过。在日内瓦，罗曼·罗兰的朋友阿尔封斯·德·夏布多里昂来看他。在一起的几天，罗兰把刚刚完成的《哥拉·布勒尼翁》念给他听。到7月25日，他们两人一起去了维范，可是就在第二天，7月26日，奥地利对俄宣战了，对于罗兰来说，这就是个晴天霹雳。年轻的夏布多里昂随时都可能被征召入伍，他很快回到家乡，看望家人。罗兰在日记中说，“他动身时，我们互相交换了‘遗嘱’，他委托我教养他的几个孩子，并在精神上指导他们，我则请他和我的妹妹一起照顾我的那些稿子。他正要上车时感到了剧烈的心跳。我们拥抱了——接着他去了。”罗曼·罗兰留下了丰富的日记，记下整个战争5年。    

        战争爆发消息传来，当其他人正急匆匆地用义务、道德鸦片和胜利大麻来麻醉自己时，他却异常冷静地看到了未来的深处。1914年8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无力再战。真希望一死了之。在疯狂混乱的人间生活，眼睁睁地看着文明毁灭，这实在太可怕了。这场欧洲战争是几百年来最大的一场灾难，期盼人类兄弟般友爱的最珍贵的希望就此付诸东流。”几天后，罗兰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在日记中写到：“各种痛苦压在我心头，有人受伤，有人死去。所有这些痛苦让我感到恐惧，上百万不幸的人令我心碎。人类已失去了理智，他们奉战争为神祇，将自己最珍贵的财富、自己的精力、天赋、英雄主义的献身热情全部投入到这个嗜杀成性、愚蠢至极的偶像上，看着这场荒谬的表演，我感到道德似乎正垂死挣扎。”

        8月10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罗兰在日记里说：“我能怎么办呢？这场战争，大家都要它。”9月28日的日记中，他悲观失望地写道：“我对欧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整个欧洲就是一所疯人院。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天父……”  

        1914年8月初踏上旅途的人肯定无法预料到他将舍弃和将得到的一切。罗兰说，“当我看到朋友们、兄弟们在克里斯朵夫曾经横渡过去的河流中遭到没顶之灾时，我是多么震惊！难道他们不是跟随过克里斯朵夫吗？”“1914年的这一代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弟弟，是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培养了他们，可是我们没来得及给他们指明道路，况且我们也指不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罗兰感到莫大痛苦。1914年9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义务不是人主动去找的，而是不由分说地落在人身上，我的义务就是，从洪水中拯救残留的欧洲精神。”1914年9月，他发表《致霍普曼的公开信》，谴责他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效劳。接着他又写了一系列反战文章，揭露这场战争的罪恶。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著名的文集《超越混战之上》(1915)。《超越混战之上》掀起了罗兰与其他各国拥护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论战。罗曼·罗兰在文中说：“牺牲了的青年们为我们度过的那些疑虑重重、苟且偷安的岁月雪了耻。”罗曼·罗兰一直呼吁和平与节制，但没人听他的。        

        除了写文章，罗曼·罗兰希望还能做些什么。1914年10月6日，他去了日内瓦，为国际红十字会战俘服务处工作。那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这次危机多么深刻地向我们揭露了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知识分子优秀人物的本来面目啊！这些思想家曾经对自己的理智如此自豪……开始背弃和践踏这些原则又是多么快，多么彻底啊！”罗兰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和艺术家注定一开始就分道扬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年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创作生涯，战争不过是先前状态的延续。直到战争打响，隐秘的分歧才变成一道鸿沟。      

        战争5年，罗曼·罗兰没有回到祖国，他留在瑞士完成自己的任务：宣扬何为争议，何为人道。在茨威格看来，1914年，罗曼·罗兰的私人存在消失了：他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这个世界，他的传记成了当代史，这段历史已无法同他的公共活动分开。罗曼·罗兰最珍视的理想是欧洲的统一，此刻它正面临毁灭的威胁。茨威格说，“从1914年起，罗曼·罗兰就只为他的理想而生存、战斗。他不再是作家、诗人、艺术家，不再是孤独的存在。他是欧洲最深重痛苦中的声音，他是世界的良心。”茨威格说，那是一个清醒者反对千百万疯狂者的神话，是一个自由人反对社会舆论奴役、一个博爱者反对仇恨者、一个欧洲人反对一切祖国、是良知反对世界的奇迹。

        茨威格后来写了《罗曼·罗兰传》，在茨威格心目中，罗曼·罗兰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昨日的世界》写到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说：“我在他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茨威格说，他从罗曼·罗兰身上获得鼓舞和安慰；他们按时通信，各自“超越于混战之上”，不参与破坏和杀戮。这种通信后来持续二十五年之久，直到“二战”中失去联系为止。茨威格后来在自传里总结说：“除了我和弗洛伊德与维尔哈伦的友谊以外，和罗曼·罗兰的友谊使我一生收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决定了我的道路。”        

        1915年，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瑞典学院才正式通知他。罗曼·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