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曼从考证学看东亚，王国斌拿音乐演奏历史

        近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行。

        本次研修班由来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教授、上海博物馆的李仲谋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教授（Benjamin A. Elma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的王国斌教授、京都大学的麦谷邦夫教授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杨志刚教授登台亲授，为海内外30名研究生献上一场史学盛宴。笔者有幸与会，特整理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熟悉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清代思想史的人，对艾尔曼这个名字不会陌生。近年来，艾尔曼教授的学术兴趣转向明清时代的科举以及近世东亚的学术与思想，题为“乾嘉时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的考证学”的讲座便是其最近的研究成果。《古文尚书疏证》的复活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东亚，中国正值乾嘉时期，而日本和朝鲜分别由德川幕府和李氏王朝控制着国家的命运。这一时期，考证学作为东亚学术的主流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实际上早在康熙时期，考证学就已初现端倪，但当时朱子学仍为主流。艾尔曼教授指出，康熙时期的文士阎若璩在生前就完成了《古文尚书疏证》，黄宗羲还为之作序。但这部重要的考证学著作一直未能出版，后来阎氏的子孙将手稿刊印以后，其中的部分内容已亡佚。到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时，《古文尚书疏证》才进一步复活，它的价值被四库馆臣重新发掘出来，对当时的理学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日本：我才是真正的中华

        18世纪的日本，汉学非常流行，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也达到极致。面对这种状况，日本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态，在他们中间形成了截然对立的“颂华者”和“贬华者”。与此同时，日本一些从事中医研究的学者与考证学产生了一定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对汉方有所吸收，一方面却对《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等内容加以怀疑和批判。而且他们认为，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医完全超过了中国的宋元时代。日本人也试图利用考证学来说明，明代灭亡之后，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

互通声气的中国与朝鲜

        虽然明清以来的中国和日本渐行渐远，但这个时期的中国和朝鲜的联系还是颇为密切。明清时期，朝鲜每年都向中国派出使团。朝鲜文人金正喜便是乾隆年间使团的一员。金正喜出身李朝贵族，后来位列两班。青年时期出使中国，并结交了翁方纲和阮元等学者，并为翁、阮所器重。金正喜在学术上受到朴齐家的影响，与金正喜一样，朴齐家也曾出使中国，而且他的考证学成就深受中国学者陈鳣的推崇，而朴齐家在文集中对洪亮吉的“小学”功夫表示赞赏。金氏后来由于党争被流放到朝鲜南部，期间他完成了一幅名为《岁寒图》的著名画作，这幅画后来被金的学生带到中国，庄受祺、赵振祚等十六位中国文人纷纷在画作上题辞，对金氏遭遇深表同情，也借此对他致以敬意。由此也可看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朝之间的思想与学术的紧密联系。

        

        作为“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国斌教授对欧洲中心说和欧洲经验论有所批判。王国斌早年师从费正清、孔飞力，然而与老师费正清的观念不同，他指出在近代东亚，虽然外来的影响也很大，但内在转变的因素依然很重要。在王国斌看来，国外中国史的研究者很难与其他历史学家找到沟通的语言和理论，而世界史的研究往往不注意中国史的成果。正如同有人所比喻的那样，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世界杯，中国都是缺席者。王教授认为，中国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就是把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与其他专业学者的意见相交换，真正通过平等的立场来讨论历史的意义。音乐与前近代的全球化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早期全球化的相关问题，王教授拿音乐来演奏历史。他认为从古典音乐到现代音乐的转变非常具有代表性，近代早期西方的古典音乐有内在转化的因素，同时也受到民间音乐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当代的音乐中，很难确定其具体来自哪个传统，所有不同的因素是往同一个终点发展。这种历程与早期全球化的发展也十分类似，但历史发展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另外，中国和西方在音乐上的相互影响于近代早期就已出现。康熙年间，宫廷中便有为皇室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其中就有人擅长西洋音乐。与之对应，中西之间的交流也远远早于现代，例如中欧之间陶瓷和茶的交易，在近代早期便已产生。

权力、精英与宗教信仰

        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以后，学界普遍认为从“安史之乱”到宋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革。与内藤湖南的关注点不同，王国斌更重视11世纪中欧之间的宗教差异。基于对欧洲史深刻的了解，在他看来，中国政府与宗教的关系，与其他地区的政教关系完全不同。宋代之后，中国的宗教呈现出横向性、区域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政府试图影响宗教。同时期欧洲的宗教则有自己的精英，对社会的影响更强，与权力也没有完全分离。甚至在处理当代的信仰与权力关系的时候，历史上的经验也许更为重要，值得借鉴。

        杨志刚教授说，1974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在 “批林批孔”的时代潮流中隐约感受到了身在孔庙而不知孔庙的悲哀，2014年的他看到有人在报上倡导将孔子生日定为教师节，三十年的观念变迁令人深思。车同轨、书同文与孔庙遍天下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国家对地方教育非常重视。然而唐代以来各州、县兴建孔子庙的制度，推行得并不彻底。宋代又在唐的基础上有所扩充。明清时期最终实现了“学遍天下”的局面。孔庙和孔庙祀典在科举制推行的时代，成为最佳也最丰厚的文化资源。同时，庙学合一的制度在全国普及推广，使教育儒家化彻底完成，也带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持久发展和传播。直至20世纪20年代，东起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向西穿过古丝绸之路上的天水、平凉、会宁、临洮、兰州、武威等市县，直至新疆乌鲁木齐，南到广西合浦，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都修建过孔庙。孔庙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石在四裔扩展，也参与构筑了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和中国文化的大一统。

孔庙信仰在明清的衰落

        虽然孔庙在明清时期基本实现了在全国的广泛分布，但是在这一时期孔庙信仰也开始有所转型，甚至走向衰落。明代，文昌和魁星的信仰被逐渐纳入孔庙之中，但是这些原来并不属于孔庙的信仰反而挤压了孔庙的信仰空间。1896年，梁启超更是在《变法通议》中描述了孔庙的萧条，指出时人往往将文昌和魁星奉为神明。1905年废科举以后，清廷又对祭孔礼仪加以改革，由中祀改为大祀，升级为国家最高礼制，但由于经费拮据，这项变革最终未能全面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