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学教学区楼外，澎湃新闻记者意外巧遇预定的专访目标，耶鲁大学的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教授，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尽管行程颇满，亚历山大教授依然在下榻酒店的咖啡吧里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兴致勃勃聊了一个半小时，畅谈一个六次来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对中国的种种观察。
美国社会理论家，当今文化社会学领军人物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杰弗里•亚历山大，美国社会理论家，当今文化社会学领军人物，因拓展了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理论，成为新功能主义的代表学者。采访中，社会团结（solidarity）、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全球的（global）、传统（tradition）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词。
澎湃新闻：请问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二十几年前，我到南开大学教课一个月，也去北大做了讲座。当时我妻子和儿子们也一起来了。那时的中国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讲的课是关于“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论资本主义和民主”——中国整体氛围自由而开放，人们觉得未来充满可能性。学生们自由谈论各种话题，我的课会有几百学生来听，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场面简直疯狂。但就像有个知识分子跟我说的：别被表象迷惑了，政府会走“俾斯麦之路”的，即德国在19世纪走过的路——只发展资本主义。接着果然，一切都变了。这趟大概是我第六次来中国。
杰弗里•亚历山大：北京和上海，还有西安，基本每次来都是受到学术活动的邀请。当然也会去一些旅游目的地。比如昨天我去了西塘。那本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可惜现在有点像一个超级大卖场，每一寸地方都充满商业气息，想要卖东西给你。游人如织。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能给当地人带来财富。
澎湃新闻：那根据您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您觉得中国这些年有变化么，尤其是文化上？
杰弗里•亚历山大：我注意到两个方面改变很大。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个人主义的生发。当然我深知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像造成不平等和环境污染等。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带给人们个体表达的多种方式，比如时尚穿着、家庭装饰等等，这是我作为文化社会学者很关心的一个角度。我觉得这变化是有正面积极意义的，能让人们意识到个人自主权、个体独特性的意义。我想现代的个体自由并非只和政治权利相关，它也有经济表达的维度。还有，中国人现在对爱情的态度也变得开明。这都会给大众文化带来影响。
当然这里面很复杂。比如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此很担心。他们觉得中国正在经历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道德受到侵蚀。他们的忧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商品化的极端例子就会出现，比如年轻女孩只想嫁有钱人，而男人说我得有了几十万或一套房子才能结婚。人们会如何公开地在电视上表达这些让我很感兴趣，这也是一种言论自由。某些表达的渠道是被堵住了，不过还有很多其它可以自由表达的内容。所以仍会产生公共领域，我称之为“非政治的（non-political）”公共领域，从心理的、情感的、父母子女关系等角度来看，讨论可以很开放。
这是很吸引我的一个巨大转变。就这一点来讲，中国并非很反西方，其实是很亲西方的，很全球化。因为消费文化是全球性的，所有国家几乎概莫能外。
第二点我注意到的是，随着中国这几年的崛起，民族主义也在滋长。人们拥有民族自尊心，渴望重获中华帝国时代的民族尊严，因为之前一百多年都受到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倍感屈辱，对西方国家有不满，这都是我完全能够理解的，就像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与此同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持这样一种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观点：我们需要走一条非西方的、中国独特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发展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和概念，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概念。这种说法其实包含了一种对“西方”的刻板印象，似乎存在一个同质的“西方”。但其实“西方”本身也很多样，有不同的道德准则，不一样的哲学，多元的理论等等。而当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时，其他人也会追随他的愿景和理论。我充分理解中国想受到平等尊重，不过同时对这种“特殊论”的倾向有点担心。例如，假如我说我要发展一套美国特有的社会学、美国社会理论，因为我们比别人都更强；假如德国人说他们要创造一套德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假如日本人也说要有一套日本特色的社会理论……我想得到的反响都不会是很正面的。假如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的一套独特理论说话，不同国家之间怎么对话呢，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想每个国家内在可能都有这种张力，就像的确有不少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比其他地方都要优越，不应受到玷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也说他们独特于西欧其它地区，拒斥普世的东西，然后他们发明了一些我们都知道的非常糟糕的东西。当我1980年代去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京都学派”之类的流派，也认为日本拥有独特的文明，西方的类型并不适用，我不清楚这一流派的现状，那时他们相当保守主义。我想中国大概也会存在这种张力。
澎湃新闻：如果这套“中国特殊论”的话语的确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了，会有什么危险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会阻碍他们与其他国家人们的相互支持，休戚与共。会使他们拒绝承认全人类有一些共同点，同属于一个大家庭。我认为，想要让世界免于毁灭，就要往一个融合的、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这样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显然不会很快实现，但我们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避免战争，和平发展。当然大家仍然会有竞争，比如哪一种文明更好，儒家比自由主义更好么？我觉得这样的争论会很棒。假如五十年、一百年乃至两百年后，佛教、儒家、印度教会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出现政治上的压迫、统治或战争，我觉得会很好。
好社会的关键词：团结，公正
澎湃新闻： 您觉得怎样的社会是好社会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对我来说，衡量一个好社会的关键点是：对他人的身份认同可以延伸多远，兄弟姐妹般的手足之情、共同体般的情谊可以延伸到血缘关系之外、多远的他人。比如儒家就是侧重家庭亲属关系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则希望能将这种纽带推及全人类。
但目前大多数社会生活依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那么怎样能构建更宽广的社会共同体呢？比如在经济方面，我刚才说资本主义带来的消费革命有它好的一面，即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在本质上其实没什么不同，我们都想要爱，都想要成功。
澎湃新闻：您认同欧盟所代表的那种理念么？
杰弗里•亚历山大：欧盟是世界历史上尝试超国家组织的最重要实验，意义极其重大深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尝试有多难。我想说，他们现在之所以面临各种挑战，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国，也并不民主。当出现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就会各自为政先自救，并不团结。而右翼、反欧盟的运动，种族主义、反移民的运动，目前在欧洲愈演愈烈——我认为民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因为能带来公正。民主并不能允诺高度的稳定，但他们的确最有可能带来公正，而公正有助于社会融合。
澎湃新闻：我们发现您近几年对“创伤”这一主题很关注，是为什么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绝大多数指向团结的社会重建，都会想要唤醒人们关于文化或社会创伤的记忆。创伤能为社会重建提供机会。像欧盟最初就是在二战的记忆上建立的，当时欧洲的领导人说我们不能再让这种创伤重现，不能再在欧洲内部发生战争了。
而对创伤的呈现方式也很有讲究，事关正义，谁承担责任谁是受害者，导向愤怒还是指向和解。有些方式会更注重普世价值，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阴暗面的反省、对战争的警惕等正面情感。我记得《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说，有人诟病911纪念馆为何只字不提那是伊斯兰对我们犯下的事情。我认为纪念馆做的是对的，那只是一个特定小团体的行为，不应上升为群体之间的对立。当然也有一些呈现会以狭隘的方式。我去过靖国神社，那是个相当保守主义的地方，令人反感，他们供奉战犯，并且关于战争的叙述大量撒谎，反中、反美、反西方。当然表述比较隐晦，但的确不诚实。
《赫芬顿邮报》谋杀新闻
澎湃新闻：您最近在西班牙组织了一场学术会议，讨论“新闻业界的危机”，请问这危机具体指什么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在西方，数字革命带来了免费的互联网新闻，冲击了纸媒，带走了广告，使报纸杂志陷入了财政危机，殃及记者。这在技术和经济上都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这类新闻聚合网站带来了大好机会，他们用google或其它方式从传统媒体攫取新闻报道，源源不断地聚合在自己的网站上，免费提供给读者。这对新闻业破坏性很大。
澎湃新闻：如果《赫芬顿邮报》成为未来的主流，对新闻业会有何破坏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压根儿就不会再有新闻。我认为聚合式新闻网站的作法是短视的、自我毁灭的行为。他们的素材从哪儿来？正是来自于那些领了薪水的新闻记者们。当传统媒体纷纷倒闭，就不会再有记者，也就不会有原创新闻。这威胁到了作为民主最重要机制的新闻业界。无论是从道德还是政治的角度考虑，新闻业都应该得到珍视。很多人以为所谓新闻，就是简单的查找信息，所以互联网时代谁都能做记者。可我认为不是的。新闻是一门技艺，是专业性很强、颇具挑战的职业和技能，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行业。
新闻不是查找信息，而是阐释信息，运用故事、叙述和理解。所以记者更像阐释者，比如作家。这种阐释功能讲究专业性和行业传统，像小说家、教授、医生、律师那样，是历史智慧的积累。而且新闻业提供民主不可缺少的公共领域。
所以（在西方）不只是记者自己，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为这一危机呐喊。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的确有了起色，比如《赫芬顿邮报》也开始出钱雇佣自己的编辑人员了，我上次了解的时候是300人左右；《纽约时报》网站开设了收费阅读的项目，有了170万订户。所以和三四年前相比，事情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
澎湃新闻：互联网的确给新闻生产带来了变革，您认为未来能成功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人是怎样的？
杰弗里•亚历山大：首先肯定要适应新技术的特性，就像当年电视出现的时候，要会讲时长只有一分钟的故事、关注图像，当时也有人唱衰新闻专业主义，但新闻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时俱进了。如今也一样。我有学生跟随记者做了两年的新闻领域田野调查，发现比如记者现在都在社交媒体有自己的个人账号和读者交流，经常发布即时的短新闻，当然也写长报道。我儿子就在新奥尔良的一家主要报纸做记者，他需要适应各种数字化的操作，比如每周要发布25篇左右的博客，更多互动，频率更快。
西方人也要读孔子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您在经典社会理论的解读方面颇有建树，请问您认为阅读经典文本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
杰弗里•亚历山大：哦，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我认为其实不只是社会学，还有艺术也一样。所谓经典作品，我觉得更多是关于“传统”这件事。每个社会每个行业，都需要一批过去的传统经典。因为既可以保持某一水准，也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化。
我关于经典的视角是社会学的视角：社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而思想家们发挥各自作用。我们要清楚随着社会变化，对思想家的诠释会改变，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也会随时代而改变。另外，每个时代对伟大思想家的定义也不同。比如我最喜欢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主要在1880至1905年间写作，但他直到1930甚至1950年代才被认为是伟大的小说家。
我很希望会有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经典作品能在西方变得更重要，如果我们想要超越各民族文化而形成交流融合的话，我们必须这么做。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很可能是希望西方多读一些中国的经典，因为现在过于单向了——非西方的人们在阅读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而我们也应该读一读孔子，读一读其他人，不是么？
杰弗里·亚历山大 （澎湃记者李丹 绘图）
杰弗里•亚历山大：
1969年以荣誉优等生（cum laude）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1978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74-2001年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1年起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创建文化社会学中心为联席主任，2004年任耶鲁社会学Lillian Chavenson Saden荣誉教席教授至今。
他在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领域，创作量惊人。国内社会学系的学生很少有人没读过他的《社会学二十讲》（2000）。除此之外 ，他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还有：《迪尔凯姆社会学：文化研究》（2001）、《世纪末社会理论》（2003）、《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三卷，2008-2012）、《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12）。近年的重要英文著作可以代表他最近的关心：《市民领域The Civil Sphere》(2006)，《铭记大屠杀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A Debate》（主编，2009），《表演与权力Performance and Power》(2011)，《创伤：一种社会理论Trauma: A Social Theory》（2012），《现代性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Modernity》（2013），《奥巴马权力Obama Power》（合著，2014），以及即将出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再思考：文化权力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al Power》（合编，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