蹩脚的模仿：“中国版门罗主义”③

        目前，虽然美国已经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的终结”，日本的“亚洲版门罗主义”也早已破产，但是在中国国内却有不少人仍然在憧憬“中国的门罗主义”。

        这一呼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那一年，美国遭遇次贷危机，欧洲经济也一蹶不振，相反俄罗斯却成功地打了一场格鲁吉亚战争，中国则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一时间中美“攻守易势”的提法不绝于耳——但也仅仅是一种私下流行的观点。

        不成想在美国已经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其亚太同盟体系也更加牢固的2014年，却再次传出了中国想要推行门罗主义的说法。起因就在于中方代表在中美军事交流中公开表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做法仅仅是对美国当年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行事的模仿，并且质问美国人这“有何不可？”

        美国对此的回应当然可以预料，他们表示这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首先美国从未宣称其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海域和岛屿中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也从未要求过英国皇家海军停止在这一海域的军事行动，更没有在尚未提出“门罗主义”时就遭遇周边国家的反对与敌意。在部分美国政策界人士看来，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政策由于被塑造为维护领土主权的问题，因此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外交政策或是外交原则。总之，在美国看来，中国完全是做出了错误的历史比喻，这种“貌似正确”的说法和“真相”之间的差距就如同萤火虫和闪电一般巨大。

        然而，就像“门罗主义”在美国一度很“流行”、在日本也曾激起巨大的热情一样，这种“美洲人的美洲”或者“亚洲人的亚洲”提法总能在提出国的国内赢得巨大的情感共鸣；相反，无论理由有多么充分，对它的批评倒总是要小心翼翼。

        其实早在1924年，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就已经明确地指出，门罗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西半球”的人民拥有特殊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然而在现实中“美洲”从未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身处一个半球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拥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在拿破仑战争后的旧世界格局中，美洲国家或许还因为共和国的身份而拥有些许“共同命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传统的纽带和“情感”日渐稀薄，根本不能成为外交政策生效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开始不断摸索“泛美主义”等新的地区和全球政策，而在新工具和旧工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时，最终抛弃了无法与国家间的深入合作相匹配的门罗主义。

        虽然门罗主义的缺陷如此显而易见，但当其他国家开始追求一些富有争议性的政策目标时，仍然非常愿意打着同样的招牌，试图以此在道义上逼迫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历史上的门罗主义有意识的曲解——故意采用了对门罗主义最具侵略性的一种解释，并且罔顾门罗主义能够赖以维持的国际基础。其结果，就像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结局所显示的那样，不仅变成对门罗主义的一种蹩脚模仿，更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

        首先，门罗主义是以美英两国共同的海洋和外交政策为基础的，没有原有霸权国的默许与支持，美国甚至不可能在加勒比海地区推行门罗主义，更不用提在整个美洲了。可以说，门罗主义首先体现的是“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外交合作，而不是“新兴国家”试图改变原有国际秩序的努力。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海军会议后能够短暂地得到世界的承认，也是因为它契合了美英等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可以说，作为单边政策的门罗主义，其基础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单边的”。

        其次，门罗主义是在美洲国家大体赞同和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维系的，美国在历史上并没有为了维护门罗主义的原则而与域内与域外国家产生过长期的激烈冲突。然而即使如此，门罗主义在美洲仍然颇具争议性，而这项政策在实践中也很容易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不良影响。而在日本推行亚洲门罗主义时期，由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因此这项政策的主要后果就是不断激化中日矛盾和日美矛盾。可以说，日本越是积极地推行“亚洲门罗主义”，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就越是摇摇欲坠，其与周边国家间的矛盾也就越尖锐。

        要而言之，考虑到中国在东亚的实力地位远不如1920年代初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地位，周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远较中美洲各国为警惕，中国与霸权国家也远远没有就东亚外交政策达成共识，中国如果真地要继日本之后在亚洲推行门罗主义，依靠一国的单边政策来排除外部国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那么不仅无法赢得本已心存疑虑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赞同，在实践中更无从达到政策目标，相反只会使周边国家更积极地寻求外部的安全保障，并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沦为空谈和“缓兵之计”。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门罗主义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其在本质上是旧时代的产物，与当今半体制化的国际体系格格不入，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任何试图推行“中国版门罗主义”的做法都不仅是对历史的错误解读和蹩脚模仿，而且是对其已经发生过的政策失败的视而不见。相反，就像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早已展现的那样，中国并不需要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另起炉灶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国际政治生活，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自信，只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就一定能用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而这实际上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任何与之相悖的做法，都只能是揠苗助长、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