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新潮︱苹果与专业：从胡适一家“勇于改行”说起

        据说，三个苹果推动了人类文明。第一个是《圣经》当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吃下的那个苹果。第二个是砸在物理学家牛顿的头顶，让他悟出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个苹果。第三个则是当下风靡世界的iphone与ipad上的那个苹果。

        对胡适来说，小苹果也改变了这位20世纪大人物的命运。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最初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农。因为实在分不清数百种苹果的种类，他转攻哲学，终成一代大家。有趣的是，改换专业的癖好似乎也有“家族遗传”。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后来也到康奈尔大学读工程，毕业之后却转做经济。而胡祖望之子胡复，同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祖父、父亲一样，主修音乐的胡复，后来竟弄起了电脑。胡祖望笑说：“康奈尔大学教我们祖孙三人勇于改行，而且改了之后，还有饭吃。”

胡适与长子胡祖望、儿媳曾淑昭、孙子胡复。

        从胡适一家三代“勇于改行”当中，颇能一窥中国社会新旧过渡的痕迹。上千年来，围绕儒家经典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几乎是读书人的全部“专业”。然而，晚清以降，西力叩关。“中学”的知识传统与思想资源，显然已无法适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亟须在“西学”参照下逐步变革。鲁迅回忆，虽然“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不过，十七岁的他“也顾不得这些事”。当他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从老一辈对于西学的鄙视，到青年人“顾不得”的冲动，专业知识分科带给读书人的,或许更多是迷惘与焦虑。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提出掀动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个在后人眼中貌似“保守”的论述背后，其实暗示“中学”在西潮冲击之下，已经日渐“无用”。另一方面，“西学为用”的节节推进，也必然导致“中学”最终无法“为体”。在回环往复的历史演进中，“保守”可能导致的激进后果，其实远超时人与后人的想象。果然，随着科举废除，儒家知识的危机全面爆发。然而，取而代之的“声光电化”之学，大多又源自欧美日本，最初只能在通商口岸和大中城市里学到。相较“三家村”学究也能传授的“子曰诗云”，西学的学习成本也大为提高，耕读之家实在难以承受——胡祖望所谓“改了之后，还有饭吃”，或许只是后起之秀的乐观。

        因此，对于大多数读书人而言，科举废除与新学传播，带来的不仅是中西知识的分野，还有城乡的落差和社会阶层的断裂。几乎与胡适负笈美国同时，十六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湘乡、长沙。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等专业技术学校：“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很激进。”然而，毛泽东此前的军饷每月才七元，这些学校的报名费平均一次就要一元。更让毛泽东“感到讨厌”的是，城市里的大多数专业知识，都用英语讲授，而学校没有英语教师。不懂英文的乡村学生，短时间内很难长进，只能在起跑线上败下阵来，改走它途。

        西潮冲击带来了朝野上下知识关注点的转移，也让读书人在转型的阵痛之中，重新思考自我、国家与世界的关系。1905年，宋教仁就以“留学以何学科为好”为题，在日记中写道：“吾此身愿为华盛顿、拿破仑、玛志尼、加尼波的乎？则政治、军事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俾士麦、加富尔乎？则政治、外交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纳尔逊、东乡平八郎乎？则海军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铁道大王、矿山大王乎？则实业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达尔文、牛董、马可尼乎？则科学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卢梭、福禄特尔、福泽谕吉乎？则文学、哲学不可不学也。”一连串排比句当中，军事、外交、海军、实业，都是此前“四书五经”里闻所未闻的专业名称。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心目中“此身愿为”的知识精英与时代偶像，也绝非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孔孟程朱”，而是达尔文、俾斯麦、卢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泰西人物”。当窗外那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开始失落，难怪宋教仁呼吁读书人“但以学问将就志愿，不以志愿将就学问”，在新的知识格局之中成就新的自我。

        宋教仁此语，或许正是胡适那一代人“勇于改行”的前奏。然而，面对知识潮汛汹涌奔腾，如何依“一己之志愿”择善而从，对于新旧之间的读书人而言，其实并非易事。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所衍生的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文学救国之梦，也让专业的选择，透射出个人情境与时代脉动的交光互影。常年在甲板上奔跑的英国海军学院学生严复，回国后科场蹭蹬、宦海失意，又沾染鸦片烟瘾。既然“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他转而翻译西书，以此名世。当年“一有闲空，就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的鲁迅，趴在日本医学院的榻榻米上，精心绘制血管解剖图。然而，一张日俄战争幻灯片的强烈刺激，让他从此“弃医从文”，试图以文艺改造国民。1943年，女大学生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最初准备读哲学系。朱光潜先生却劝她改读外文系：“武大偏僻，没有老师，哲学系的课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入门。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半个多世纪过去，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写道：“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据说，牛顿当年坐在下面冥思苦想的那株苹果树，早已被人砍倒，切成小块作为纪念品卖给游客。其实，往下掉的东西何止苹果，看到苹果下落的又何止牛顿一人？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无非是牛顿依“一己之志愿”在专业领域“钻之弥深”的结果。当专业化日渐成为现代人安身立命之本，三个苹果推动人类文明之说，或许并非笑谈。而经意与不经意之间的“勇于改行”，却常常带来个人的生命转折，也见证着时代的因缘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