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堂风波 | 张旭东教授用右手打自己左脸

        自5月以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激起了北大校友乃至社会上不小的论争。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旭东教授在其中戏份颇多，引人注目。

        张旭东教授和燕京学堂联系在一起进入公众视线，是在今年5月5日的燕京学堂启动仪式上，他同北大常务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等人一同接受了媒体采访；7月3日，他在网络上就“燕京学堂”项目答北大纽约校友问。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目前尚不清楚张旭东在“燕京学堂”项目中扮演何种角色。据此前媒体报道，他曾否认自己在“燕京学堂”项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传言。

        资料显示，张旭东出生于1965年，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2005年任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此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教授。

        2011年，张旭东远赴红色重庆，出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畅谈重庆经验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未来，称自己想尝试在北京、上海之外“建立第三个知识话语生产的中心”。而根据该院官网显示，他目前仍担任该院“名誉院长”。

        7月3日的问答在网络上被披露后，张旭东教授的若干言论引发争议。澎湃新闻综观其回答，闪烁其辞，于关键处皆避而不谈，比较他在2003年至2014年发表的文章和访谈，可以发现他现在为燕京学堂描绘的愿景，正是十年前他坚决反对且不齿的。

        以下为张旭东教授语录，按语为记者所加，且看他如何用右手打自己的左脸：

        2003年：

        和体育竞赛不同的是，世界上有公认的“一流大学”，但就什么是一流大学，却没有公认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种种以国际标准为指归的改革方案似乎都隐含着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世上早有既定的、普遍的等级、秩序、和标准，我们只要照猫画虎，把它拷贝过来，就可以获得进入世界体系的门径，最终得到一个“货真价实”的承认和地位。这样的“接轨主义”，看似有世界眼光，但由于缺乏内在价值的自我确定性，却根本谈不上与外界和 “他人”建立实质性的辩证关系，而只是“世界一流”的一厢情愿的镜像。

        2014年：

        大家都知道牛津的Rhodes Scholars Program有多牛，肯尼迪、克林顿都是Rhodes Scholars。北大这个项目的长远目标是做成中国的Rhodes，延揽全球精英学生到北大学习，一是促进北大内部的教育和研究，二是他们将来在各国各行各业，或许也可以为中国说些公道话。

        按：将燕京学堂做成中国的Rhodes，这样的“接轨主义”，会不会看似有世界眼光，但由于缺乏内在价值的自我确定性？

        2003年：

        如果北大文、史、哲等传统大系的“学术国际化”只限于同西方大学的东亚系交往，甚至把西方中国研究的范式和行规视为当代学术的圭臬，那么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进军就只能抵达西方学术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内容就永远只能在“国际学术”体制中作为一种局部的、为外在的意志所支配的地方性知识存在。

        2010年：

        无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撇开“世界”和“普遍性”谈中国，都不会有真正的结果，因为，实际上“中国”本身早已存在于同“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是现代世界最内在、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它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于“中国价值”是不相干的。

        按：“燕京学堂”是不是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中国价值”抽离出来，再加上一圈防火墙？

        2003年：

        怕的是北大改革名义上是瞄准哈佛，实际上学的却是香港科技大，将“香港后殖民地大学的怪现象”当宝贝引进，日后弄不好连中文系教学和学生写论文，也都得用英文……

        2014年：

        燕京所有课程都向北大校内所有学生开放，但有同校内其他选修课程序一样，有prerequisite，比如外语能力和先修基础。燕京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北大文科的教学和研究质量，这个大家不应有疑问。

        按：果然连中文系也要用英文授课了。

        2003年：

        除了行政、财务、后勤和科研服务等方面应实行科学管理外，大学的核心领域，即研究和教学本身，在根本上是排斥“效率”、“竞争”、“合理化”这类思维的。

        2014年：

        北大这样赶超型大学，做事不得不比别人更快。忙中出错是难免的，我们只能希望通过建设性批评和监督力争把差错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按：北大一下子变成追求效率、竞争、合理化的“赶超型大学”了。

        2003年：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治大学又何尝不如此，忌讳的是翻来覆去，一会儿这个样板，一会儿那个模式。……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自我理解和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却可以因某种想当然的政策而一蹶不振。

        2014年：

        本来，把燕京学生（包括65%的外国学生和 35%的中国学生，其中包括北大推免生）放在小院里或放在诸如32楼（我当年的宿舍）不是什么根本性问题。我个人曾觉得放在中关新园留学生宿舍也没什么不好。但燕京项目要办出气势、办出品牌，一开始需要有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

        按：这“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是想当然的产物吗？

        2003年：

        北大这次的改革（注：指2003年的人事改革）既然以外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参照系为前提，以全面系统地改变一所学校的面貌为目的，就应该公开地、明确地对这所学校根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作出新的说明。

        2014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风水流转，静院六院一部分又要变回学生宿舍（原注：“当年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冰心就住在二院”）。这种决定学校既然做了，一定有其考量，我觉得不必呼天抢地。

        开放、透明等原则大家都支持，但事实上任何大学做事都有一定的限制、顾虑、步骤等等，没有绝对的透明和绝对的开放，此中原委复杂，想必大家能够理解。

        按：2003年的张教授会理解2014年的不透明吗？

        2003年，张旭东教授曾这样批评别人：

        这样一个里外都“隔”的脑子，却说着好像里外都很“通”的大话，若有“衣锦还乡”之日，拿“世界一流”大学文凭做尚方宝剑，把“北大集团”之类的设想付诸实施，笑话就要闹得太大。

        以此看来，同样的话，也可以赠送给他自己。

        十年来，是形势变了，决定脑袋的屁股变了，还是张旭东教授自己变了？他在2011年的访谈中曾哀叹“社会主义教育失败的地方就在于，把下一代完全笼罩在自己单调的话语空间里，使得整整几代人都丧失了免疫力和分析能力。”如今他的这些话语何尝不是自说自话，把人“笼罩在单调的话语空间里”？总是“令人眼睛一亮”的张教授，其本人也是这种失败教育的产物吗，他到底在“燕京学堂”项目中扮演什么角色？

        （以上言论来自张旭东教授2003年至2014年的文章和访谈，分别为：《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在美国看北大人事改革》（2003年），《文化民族主义、“挫折 感”，与中国学人的精神使命》（2003年），《中国价值的世界历史使命》（2010年），访谈《为什么选择重庆》（2011年）及近日的答纽约校友问， 皆为网络公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