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汪泓：我们的治理模式还是比较单一

        我在高校工作了三十年，在大学担任校长、副校长十多年，近期刚刚到地方工作。我在想，全球城市化的问题，层次比较高，但城市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的向往，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现在的工作目标。

        我所在的宝山区，正好是中心城区三分之一，城乡结合部三分之一，郊区即农村三分之一，总共300多平方公里。和中心城区接壤的部分，已经城市化，是都市里的集聚区；也有城乡结合部，处于新城建设过程中；还有农村。都市与农村，两元结构如何做到城乡一体化？这些都是政府要考虑的。

        因此，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治理结构。作为政府来说，应该管什么？还有没有自治的成分？比如百姓的自治、社会组织等。

        简单来说，有两只手，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让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和推动看不见的手，往往很难。应该说，看不见的手更活跃，所以看得见的手难度更大。我们现在整体的经济运行环境有自身特点。那么，在当前的全球化城市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呢？

        作为地方主管，我们传统治理模式的痕迹还是比较深。我们搞规划，比如说城乡规划，要考虑产业结构、城市空间，还要做公交规划以及专业规划，概念规划、结构规划、专业规划，都是我们在搞。在调控资源方面，政府既是技术的设计者，又是资源的配置者，还是利益的协调者，裁判员、运动员的身份往往容易混在一起。整个来说，治理的模式还比较单一。这是我考虑的一个方面。

        现在治理模式单一，会让我们难以对抗很多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现在雾霾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回流到北方。很巧，习近平总书记和普京总统来军港那两天，天气最好，他们说上海的天气没有问题。但是，他来的时候天气正好，他一走又不好了。说明什么？我们治理的能力还是不足。

        还有反恐，在全球，有很多危重急难的事件发生，导致我们不能继续以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来防范维稳、控制安全，而需要提高到城市的反恐安全这一标准。和国际各大组织，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我们国家明确提出，由原来的社会治理和维稳，上升到反对恐怖主义。

        北京、广州都相继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上海没有发生，我们不能打包票不会发生。但在这其中的管控，我们就讲，就是传统的单一模式。

        第二个，我们要保证提升城市管理的质量。要提升管理质量，就不能采取单一的自我评价，它必须放到国家和人民的满意度和国际通行规则的层面。中国要很好治理国家、治理它的城市，就必须掌握熟悉国际规则，并能在国际规则中发挥作用。在上海召开的亚信峰会，接下来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我想就是我们提高城市治理质量和水准的一个方面。

        还有全球城市政府在治理中的责任意识。过去一般来说，是上级组织对政府的考核，它是内部机制考核，没有社会公众的考核、人民对你的考核、舆论的监督。新一届政府提出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我觉得这种立体的责任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反腐倡廉机制非常重要。我们的政府在运作中，长期以来包打天下，官本位比较重，忽视了高效透明和公开的成分。新一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政务公开、党务公开，这样就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

        同时，社会上也有两种倾向：一种希望政府的规则能增强，社会治理水平能提高；一方面希望社会管理的规则减少，行政审批要减幅，不然没有办法运作看不见的手。两种矛盾交织在这里，对我们的治理水平也是考验。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加上人民币的支付能力，这点是我比较看中的。到地方上，一个是要稳定，第二个是财税体系要好，财政税收要能支撑发展。宝山区有300多平方公里，财税在17个区县中是第7位，每年增长在10%。我今年定的财税增长目标是8%，力争做到10%，上半年做到了10.11%。但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好，还在调整。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这些占到35%。因为“四新”，新材料、新设备、新工业、新技术等新的趋势到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还有平台经济，我都要扶持它，都要掏钱，每年都掏几个亿。不扶不行，否则以后中长期的结构调不过来。财税机制不能靠土地吃饭，集群的城市培育，需要我们现在做起。城市的规划，产业结构的定位，公共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机制，生态文明的建设，道路交通的建设，都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

        （澎湃记者王昀根据汪泓在首届“全球城市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汪泓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