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天扬：制度冲突和增长

        “拥有暴力资源的党派是否有意愿接受在政治竞争当中的失利，以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小凯先生提到两个恶人之间的争斗，是不是比一个圣人的制度更好。”7月5日，在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席天扬从制度冲突与经济增长角度来探讨中国经济转型。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发言实录：

        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杨小凯先生刚刚仙逝不久，当时我还在复旦读书，写了一篇小文章，从自由主义理论和宪政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介绍杨小凯先生的思想，后面这篇小文章发在台湾大学政治系的一个学刊上，是我第一篇发表的学术论文。

        后来我去了纽约大学读博士，读政治经济学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追随着先贤杨小凯先生，当然也包括我的老师韦森教授的步伐去研究制度和发展的问题。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制度冲突和增长”。我想，在今天转型中的中国，我们很难完全抛开制度去谈增长，这里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框架研究制度，制度全面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有的框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西方的历史的基础上，所以他是西方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历史现实中的问题发明的。其中的一些观点本身可能是单线程的，比如我们讲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很重要一点，产权保护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宪政民主，分权制衡又是决定产权保护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大家很熟悉的诺思(North)和温格斯特(Weingast) 1989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好像说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续的研究中也有谈到，为什么说国富国穷就在于他们有没有发生宪政革命，他们有没有1688年的光荣革命。

        我今天想说的是，人类历史上并不只有光荣革命这一件事情。我们以产权经济学为例，我想说，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对这个问题充满分歧。2011年就有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产权保护的神话，基于大量的美国历史上的判例法的研究，来证明，事实上在美国产权制度的演化当中，政府发挥了大量的积极干预的工作，并且很多产权制度的迁移并不是这种和平的谈判，而是用了强制性的、暴力的方式来完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和宪政。我想向大家介绍，在过去几年中我所在的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过去两个世纪中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和政治历史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量化工作，如果我们把民主定义成通过和平的政治竞争方式来选举产生政府，那么这种方式的出现在近现代史上不是一个常态，是一个很短的片段。

        即使在不民主的政府，当权的政府仍然有超过半数机率在公开的选举当中获胜，我们政治哲学大众都很熟悉罗尔斯的理论，但是宫廷和宪政规则可能只存在于理想的模型当中。

        这里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制度是内生的，什么意思？大概意思是说制度的存在和作用被随着社会经济的基本条件变化而变化，那么忽视了这些先决调整和维持制度的成本可能会带来一些错误，用芝加哥学派的话来讲，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免费午餐呢？如果制度的规则决定着经济利益的分配，那么这种经济利益分配的冲突反过来可能会带来一些制度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学者他们会提出必须重视制度作为一种长期的均衡存在的条件，以及当我们讲和平的这种制度，宪政规则难以实现的时候，社会的冲突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承认，如果有一种普世的好的制度，那么他们能够和平的得以维持维系的条件是什么？

        这里我们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动态的、博弈的框架来思考制度的均衡性，我们把通过民主竞争下产生的政府作为一个好制度的变量，这里的问题是说，拥有暴力资源的党派是否有意愿接受在政治竞争当中的失利，以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今天（7月5日）上午的讨论讲到小凯先生提到两个恶人之间的争斗，是不是比一个圣人的制度更好。

        这里的决定因素是社会中经济的对立程度，这是一个变量，第二个变量是宪政的制衡对于政策改变的约束力，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动态的模型当中证明的是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民主的存在条件，民主不能够作为一种均衡在经济利益极端对立的社会存在，但是这个对立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宪政的出现他能够增加民主制度在社会当中成功的机率，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时我们也可以证明宪政民主存在的条件，是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讲，民主更容易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成功，民主更容易在对于经济再分配政策容忍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成功。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我看到对于民主制的不成熟的实验，会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损害。

        纽约大学的政治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他在对拉丁美洲的历史研究中发现，拉美国家先于西欧，实际上在十九世纪的早期就拥抱了民主制度，通过选举竞争产生政府，但是由于缺乏这种冲突解决机制，选举往往成为内战的导火索。

        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的早期，大部分时间，拉美国家当中实行公开选举产生政府的比例要高于西欧，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后期以后，拉美被反超了。

        按照收入水平来分类，拉美在民主的实验领先欧洲的时间段，出现在相对低收入水平的区间。

        制度和冲突对于增长的影响，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大分杈开始于1870年，从1870年往后的100多年间，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速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说他们从1700年开始和美国保持相同的增速，在2000年拉美的经济水平会和美国相同，所以这百年的积贫积弱，我想既有历史的偶然，又有选择造成的失误。

        如果我们站在经济和社会的先决条件下去理解制度，来比较中西方的历史，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结论，一个结论是：代议制政府在欧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君主的财政来自于向商业精英的借款，所以他只需要对少数的精英负责，所以欧洲的代议制是寡头式的和冲突式的。

        在中国的古代，国家的财政来自于农业税收，君主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的队伍来管理和服务农业社会。我想提出这点就是，以科举制度为基础选拔制度同时可能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代表制度，他必须适应于庞大的幅员和人，因为他是相对平等的，包容性的，和以选拔作为导向的。即使在外族统治下的封建时代，中国的官僚制度仍然保持贤能选拔的特征，可以看到，清代的督抚当中，汉人的比例随着帝国冲突变化的数量而消长，对汉人的任命是随着危机的出现会显著增加。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我们发现各省在科举考试当中进士录取所占的比例，他是根据人口比例和上一届考试的成绩相调整的，这里，我们发现国家通过控制科举的录取来取得在宫廷和效率，贤能和代表之间的一种平衡。

        我想说的一句话结论，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而在于对于社会冲突的长期作用，因此，我觉得我们在学习这些很重要的关于制度的理论，西方的理论的时候不能够不加反思的接受，也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新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展开探讨。

        （本文根据席天扬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录音整理：沈苗。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