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军：经济思想史视角的杨小凯经济思想

        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录》一书中，作者麦克哈特这样说道：“在《荷马史诗》诞生以来的2500年来，不曾有诗篇毁灭，但却有无数宫殿、庙宇被毁”。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他的《通论》中也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在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纪念恐怕不是别的，而是怎样总结和概括杨小凯经济思想的贡献。

小凯经济思想在经济学家谱中的位置

        在《经济学》第十一版中，萨缪尔森画了一张经济学派体系或者说经济学家谱图。该图清楚地显示，经济学的最初源头有两个，一个是诸如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家们有关经济问题的思考或者论述，一个是15-18世纪西方的商人、小册子作者等实践者有关经济问题的看法。之后，就是所谓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两大流派。到了1776年，亚当•斯密天才地将之综合在所谓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斯密之后，经济学家逐步又被划分为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等为代表的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家谱中，小凯的经济思想到底该置于何处呢？

        比如，他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师承柏拉图、色诺芬以及斯密等人，有着典型的古典经济学色彩，小凯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称谓便是证明；当然，小凯的经济思想也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智慧，比如，他有关外生比较优势和李嘉图模型、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景气和失业理论都是如此。不仅如此，他的经济思想中还闪烁着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交易成本研究思路的光芒，还有所谓规模经济、交易成本两难冲突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同时还包含了中国、俄罗斯等转轨经济相关的转轨经济学内容等等。笔者以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复活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的思想，而且也集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以及转轨经济学的思想，是一个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对当下经济学的大综合。

        如果要我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家谱当中添加小凯的经济思想，我想我一定会在新古典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或者萨缪尔森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流派下面，增加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个流派，并标出它与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关系。尽管我并不确切地知道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怎么看待小凯经济思想在经济学谱系当中的地位，但我也能估计到，一个出身于中国、试图对经济学框架和范式进行某些革新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西方面临的那些现实难题，比如，小凯1987年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但是却很难在美国谋到一份教职，原因并不是他的研究不优秀，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经济思想不被西方所接收。作为一个深入研究过小凯经济思想的人，我深知小凯经济思想的深邃、睿智和意义所在。因此，在我与导师尹伯成先生撰写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我以“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为题，专列一节介绍了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应当是研究专业化、分工和交易效率如何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研究既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即如何分配蛋糕，这种观点的确有新意……新兴古典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也是有道理的。

        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视角，超边际分析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收益分析等，但超边际分析突破了传统边际分析的局限性，值得经济学家重视。

        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些问题，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例如，关于规模经济与分工的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进行分析的优点与缺点，都可进一步探讨。

        新兴古典经济学至今很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研究，例如，它将经济一个经济体分离为无数个没有多少联系的专业化个人的专业决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工业时代工厂这种重要组织形式以及它在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这样的评价，据我的文献涉猎，恐怕是国内经济学家唯一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评价。尽管这样的评价本身也需要时间和后人来评价，但我深知，如果中国经济学人都不支持以中国背景为基础而诞生的经济学原创性思想，恐怕国际经济学界很难能有中国经济学家能出人头地。

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在城市经济学说中的位置

        在2002-2008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易效率、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领域，因此，这给了我认真研读小凯经济思想的绝佳机会。通过不断的阅读以及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比较，我在2007年发表的“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与新发展”（《社会科学》杂志2007年第11期）上，归纳出一幅城市经济学理论演进图。在这幅图中，我将城市经济学的演变划分为内生性城市经济学和外生性城市经济学两个分类，并且还发现城市经济学的演进历程并不是如常理所假设的从外生性城市经济学到内生性城市经济学，而恰恰是由内生起步转而到外生，并最终回归到内生。比如，色诺芬、柏拉图、配第、坎蒂隆、斯密古典经济学家等有关城市的分析，都以劳动分工作为讨论的源头，这意味着城市诞生于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很显然，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所谓的内生性城市经济学。但非常奇怪的是，到了图能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区位理论、艾萨德、阿朗索、米尔斯、亨德森等为代表新城市经济学那里，整个城市经济学反而却进入了所谓的外生性城市经济学阶段，原因是在以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城市的诞生无从解释，只好被归纳在所谓的外部性或者外部经济框架下。而只有到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年的垄断竞争模型之后，城市经济学才真正进入了所谓的内生性城市经济学视野。原因是，在该模型之后，原先不能解释的城市内生形成的问题，现在变得可以解释了。

        从这一视角看，我将小凯、赖斯和孙广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列为所谓的内生性城市经济学之列，并与克鲁格曼、藤田等人的所谓新经济地理学“内生城市说”并列为城市经济学在当代的两大新发展。在我这样的归纳之后，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和传承关系变得更加清晰。比如，色诺芬、柏拉图、配第、坎蒂隆等古典城市和劳动分工说与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都是所谓的内生性城市说，但后者相对于前者则是一种历史性进步。在《社会科学》杂志2007年的文章中，我这样评价了以杨小凯、Borland、孙广振、霍宾等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杨小凯、Borland、孙广振、霍宾等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分析方法重新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分工和专业的思想在一个现代的躯体上复活，并用来解释城市化现象，这就是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由于其模型能将新经济地理学集聚经济、主流经济学报酬递增和劳动分工、专业化经济以及古典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乃至相关的共生现象。虽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差别，但双方都认可劳动分和专业化在城市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都认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报酬递增，涉及到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因此只有启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才能真正解释城市的内生形成。”

        在该文中我清楚地表明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在城市经济学中失而复得的原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问题在城市经济学中之所以最早出现但却没有得到发展，而后来又再次复活，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问题没有解释力，而是这样的思想给经济学家美妙的分析机器带来了冲击，带来了难堪，于是经济学在这一两难冲突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后者（回避）而不是前者（直接面对）”。

小凯的交易效率思想与笔者的扩展

        除了超边际分析方法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意义上的贡献之外，小凯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影响深远，那就是他所谓交易效率的思想。杨小凯1988年和1991年的论文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详细论证它，而只是将它当做交易成本相反的概念来使用,并没有对它进行严格定义。不过，在论文中，他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说明，影响这一交易效率的因素不仅有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而且还有一般性的制度环境等。在小凯看来，这一初始的交易效率条件，包括基础设施水平、法治环境、保护产权和交易秩序的制度等，都是影响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设施。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一概念大大扩展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考察制度、政策等交易成本因素对“经济人”经营成本和交易效率的影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巧妙回避了交易成本的度量难题（North and Wallis, 1986）。

        在笔者2005年的《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中，笔者专劈一章，专门论述了交易效率的涵义、交易效率与交易成本的关系、交易效率的模型化处理、交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分类、交易效率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交易效率的度量和计量处理。比如，按照小凯的分类标准，我将交易效率划分为硬条件，包括自然、地理条件、运输技术、运输工具、交通和生活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等，和软条件，包含法制传统、产权界定、信任和社会资本状况、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政治、社会稳定性、政策、公共服务水平、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开放程度和贸易体制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因素分析法度量整个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的研究显示，按照因素分析法，的确影响一国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可以聚类为两类因素，并且发现它们均显著地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均收入水平，并且这一结果在城市层面、省级层面均非常显著。

        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发展的进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每一期的开始，以前的自然、地理和环境条件以及以前社会发展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传统，都是下一期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也是每个经济个体决策的所谓“社会基础设施”（Hall and Jones, 1999）。这一初始条件既包含自然、地理等外在的因素，也会包含制度、技术、基础设施等前人努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将怎样作用于经济体或者说经济人的决策呢？小凯认为，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成本技术乃是模型化交易效率系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举例说，一吨货物运送给定距离消耗掉1-K比率，那么K就应该是交易效率系数。这样进行定义与分析，不仅巧妙地概括了经济人每一期决策的初始条件，而且也指出了这一初始条件对今后经济人决策的影响本身。在我看来，这一概念的创新一定是一种历史性进步。

从千年中国经济史演变的视角看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最稀缺的部分可能正是针对中国经济史的分析，或者说是有关中国经验证据的分析。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目前的统计口径等都是基于新古典的分析框架而建构的。小凯一生喜欢经济史研究。但建构新兴古典经济学所需要的人力、时间简直太多太多，所以他忙于建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模型化框架，只有很少的时间思考运用类似分析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史或者相关的实证经济学问题。小凯生前撰写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就属于这种类似。

        笔者2001年后的研究，先从城市化的角度研究交易效率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2008年后，又进一步深入到中国过去两千年的经济发展史当中，从政府治理这一影响交易效率的最大也最重要的因素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千年兴衰的原因问题。体现笔者这一研究成果的是2010年出版的《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一书。在该书的导论当中，我这样论述了该书与小凯的交易效率思想以及笔者以前研究的关联关系：

        “在笔者的现有分析视野下，政府治理乃是影响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与演变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因为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强干预模式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政府治理模式已然形成，并成为影响此后千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和体制背景，这可能是从事中国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学者难以绕开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笔者2005年版的博士论文最后的“未来研究思路”一节中，笔者认为，当时有关交易效率的研究未能给予政府治理以充分的重视，未来一个值得扩展的方向是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它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并用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从千年中国经济史演变的视角来看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会得到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笔者看来，影响中国历代经济兴衰变迁的因素，恐怕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换成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能够适应时代变迁，适时调整、及时反应的良性政府治理，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与国家崛起，相反，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墨守成规，难以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制度变革的惯性政府治理就会导致王朝覆亡。这种观点与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当中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小凯在谈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时说道，“中国原始资本主义是指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中分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没有在迂回生产性的制造和工具的行业加深，也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接着这样的论述，小凯详细讨论并列举了清朝末年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例子。比如，清朝的专利法直到1906年才诞生，这大大阻碍了发明和商业活动中的创新和收入分享。他还指出，其实专利法的诞生只是英国工业化走在法国工业化前面的原因。但并不是说，英国工业化超前的唯一原因就是专利法。他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自由企业制度 (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 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清朝末年，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结果就影响了自由企业的发展和迂回生产技术、发明活动的商业化，结果工业资本主义当然不可能诞生。

        小凯有关清末洋务运动的评价也是类似的，“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他有关民国农村经济的评价也是类似的，结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笔者在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12月18日的“良性政府治理怎样发挥作用？”的文章中，这样讨论了过去两千年的政府治理，尊重历史与文化传统，在与地理、自然的良性互动中，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找到了适合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央集权的政府治理模式，这对于管理农业经济而言，中国是成功的，但是中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能否很好地应对？中国尊卑长幼的儒家文化怎样适应和调适商业活动，怎样与西方的法治、契约精神融合在一起？在工业化和服务经济时代，中央集权的政府治理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进行哪些变化以适应时代经济的要求？平等、诚信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怎样体现？如此等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未来若干年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这个规划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而且也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在政府职能转变这部分内容中，也强调了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目标则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毫无疑问，这都给了我们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信心和智慧源泉。

        从这个角度看小凯的经济思想，我想也是对他经济思想的一种认可，也是对他本人光辉思想、艰苦卓绝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很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