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谈七七事变与“起七七，终七七”

7月7日是芦沟桥事变的77周年纪念日。 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         

        今天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的77周年纪念日。

        

        “七”这个数字在中国的文化中，颇有神圣性。《荆楚岁时记》等南朝佚籍提示：曾有一种类似《圣经•创世纪》的世界起源神话可能流传于1500年前的长江流域。在基督教文化中，世界最初的七日，被反复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即沉淀为“七日来复”的星期规则，这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比“月”这个被篡换过的时间周期来得更为重要的一种作息循环，深刻影响到人类的行为、心理以及地球上各大陆的物质交换。在中国，那个如今不知其详的神话，曾经在每一年的年初，表述为从初一到初六鸡日等等的六畜之日和年初七的人日，而今虽寡有听闻，历代涉及或专写人日之俗的诗文文献颇夥。不过，中古以降，民间丧家做七，在死者亡故之后每七日祭祀一次，直至七七四十九天为止的习俗，无疑为近世的“七”蒙上了一层浓郁的不祥色彩。至于20世纪，以卢沟桥事变为正式开端的抗战，更是雪上加霜，为其添增了多少死气与悲怆。

        

        恰逢77周年日，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做过的一个研究，当时纠集了一大批质量各异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完成一篇成形的文章。今天索性稍加拾掇，罗列出来，以志纪念：

        

        起七七，终七七

        豫宁粤汉，暗无天日

        引胡深入，一鼓歼灭

        吴越英杰，努力努力

        青田刘基题

        

        这是我在十年前研究谶纬时搜集到的一则民国时期的预言，称是明代初年刘基即大约仅次于诸葛亮的智者刘伯温所作，镌刻在一通青田石碑上的——请注意刘伯温即浙江青田人，青田石，篆刻爱好者很熟悉，是印章的常用石材。据1938年底《申报》报道，这块名为《回天碑》的石头久埋在浙东绍兴的炉峰仙人桥下，到这年秋天居然因拓宽道路施工而出土，一时轰传，至少成为激励江浙两省志士抗敌的一个手段。

        

        战争中利用预言来影响人心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末陈涉起义中，吴广狐鸣鱼书的时候；从一开始，那些昭告未来的话语就有诗歌的某种品性，譬如押韵与成颂能歌，所以也被称为谶谣。因为其可靠性暂时（在最初传播与阅读时）还不能确认，所以往往有依赖其他影响因子的策略，譬如宣称出自于神仙、圣贤或者智者、重臣、巨子之手。刘伯温即早有附会，说流传甚广的《烧饼歌》是他的作品；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即义和团运动时，就盛传过一则《刘青田碑文》：“庚子之年，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羣，逢天曹怒，假手良民，红灯下照，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官，待当重九日，翦草自除根。”这篇文字中的时代性因素，此时身在此山中的“有效读者”，即在有效期或谶语保质期内的读者未必能觉察得到，但时过境迁，我们很容易发察个中有属于近代的岁月痕迹。《回天碑》的情况差不多，“努力努力”颇与总理遗训（1925年）相呼应共振，但后者不是预言，只是期待。

        

        而1938年的这一次，在“努力努力”之前，还有对战局的描述：“豫宁粤汉，暗无天日”（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与“引敌深入”这一对战略的读解与叙事。尤其重要的，还有开头“起七七，终七七”，设置了一个看不见但叙述成意象的终点，使之成为一个预言：藉助于神秘数字的重复，提供宿命感，构造一种迷思（myth）与迷信氛围。“起七七”一句在当时而言，是震聋发聩的巨大事实，全面抗战暴发之日，至今犹思卢沟桥，只记鬼子，不记晓月；那问题是，“终七七”是个什么情况呢？

        

        2005年，南方日报出版社结集了此前《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栏目文章《寻找抗战老兵》，作为抗战胜利一甲子的纪念。其中有一篇访问国军战车防御枪中队中队长张访朋，他参与了当年在河南内乡县西峡口的抗战最后一仗。张提到，1944年在河南就曾听闻当地老乡们口传这则谶谣，日寇禁而不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家始终搞不明白，这个“终七七”是怎么回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少中国人包括张访朋队长在内，猛然发觉：公历1945年8月14日，正是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之时，也就是七夕，七月七。

        

        这个农历“七七”，为刘伯温《回天碑》增加了极为重要的一笔，使它成为一个彻底完成的作品，并令人信以为真。当然，以科学思维的角度，这个“起七七，终七七”事件，看上去还是有破解余地的。这且不管它，我更关心的是它的造作与流传，遗憾的是，多年追查，所得颇微，只收集到近十个大同小异的版本，约略可以勾勒出它的流传轨迹：从青田石碑（《回天碑》）到现代媒体（《申报》），再到民间口碑（在中国南北，抗战前线多有流传，《寻找抗战老兵》只是其中之一）。

        

        有意思的是，我还找到了一篇叫《七七碑与汪逆像》的短文，后半部分提到1938至1940年间，绍兴城有人雕了一尊汪精卫的跪像，万人跨踩云云，前半部分则说到作者称之为“七七碑”的《回天碑》，据他所知乃是了了和尚所作。其人早年曾入清季绍兴大通学堂，民初有谋刺浙督杨善德的嫌疑，遂逃到普陀遁入空门，后回绍兴，主持石屋塔院兼掌炉峰观音殿，因其职务之便，而为战争所愤，故有此举。石碑后舁入绍兴城中，放在孔圣殿所改成的民众教育馆中展出，广为人知；后来的汪精卫像也在彼处。1940年秋天，日军窜掠至绍兴，三日后退去，碑与像不知所终，想必毁于当时。

        

        这篇文章见于《浙江文史数据选辑》1962年第2辑。作者署宋崇厚，今可考知宋字韵藻，生于1895年，卒于1977年，撰文时为绍兴县政协委员。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时，他正在绍兴府中学堂就读，踊跃于街头运动。其时鲁迅恰在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所以宋一直以鲁迅学生自居，近几十年鲁迅研究界，偶见引用他关于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活动的回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