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制度兴国

        今天是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忌日。在最近举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说，“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是要到了我们要坐下来思考向何处去的历史时刻了。”

        杨小凯在其17岁时就曾写出《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此文直接导致了其十年的牢狱生涯。但杨小凯对中国命运前途的关心，贯穿其一生。

        世纪之交，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这并没有减少杨小凯对中国命运前途的忧虑。他的忧虑主要在于，中国虽然通过模仿先进技术获得了经济上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并没有同时模仿相应的政制，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将会得而复失。

        杨小凯认为，中国短期获得的经济成功，反而会令其更加没有动力在制度上做出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国家机会主义将制度化，长期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这也就是所谓的“后发劣势”。

        2002年，杨小凯与林毅夫展开了一场关于“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大讨论。林毅夫认为，一个最优的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它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有关系，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制度，可以直接让中国模仿。中国经济只要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杨小凯与林毅夫都能自圆其说，“杨林之争”至今仍无定论。正如杨的合作者黄有光所言，他们都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仍旧很快。同时，“中国模式论”、大面积的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等“后发劣势”所预言的“症状”也在不断出现。

        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后发优势”越用越少，而杨小凯所预言的“后发劣势”则越积越多，并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出来。

        正如杨小凯曾经说的，是“制度兴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