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袁雅生：人生若只如初见

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袁雅生，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侧颅底肿瘤中心主任，入选上海市卫生系统新百人计划、优秀学科带头人、创新行动国际合作一带一路青年科学家。医院行政兼职：医务部副主任、院长接待办公室主任。擅长面瘫、面神经瘤、听神经瘤、腮腺良恶性肿瘤、高位颅底咽旁间隙肿瘤、颞骨良恶性肿瘤和颈静脉孔区肿瘤等耳神经侧颅底外科、中耳炎和听力重建、耳硬化、耳聋、耳鸣和眩晕的诊治。

美国AAO-HNS和ARO会员，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耳科学组委员，卫生部医师定期考核耳鼻咽喉科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聋专家组副主任委员，首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听觉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院协会专家组委员。担任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中华耳科学杂志等多个杂志编委及审稿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三五”暨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临床医学专业英文版规划教材《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的副主编；《耳部影像学》副主编。获得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上海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主持科研项目：

1.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一项、上海市新百人计划、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一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青年科学家项目一项、上海市重大疾病三年行动计划项目一项。

2. 主持美国基金两项

（1）http://nohrfoundation.org/2012grants;

（2）http://www.hearinghealthfoundation.org/2012_researchers

代表性文章及获奖

Neuron、World Neurosurgery、ACTA、Neuro-Oncology、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 J Assoc Res Otolaryngol、CMJ等杂志五十余篇。

1.从医之路

袁雅生出生的日子很特别，1972年3月8日。他因此笑道“我每年过生日，都是跟全国广大妇女同志一起庆祝的。”

事实上，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的袁雅生，几乎从来不过生日。他说，幼年家贫，饭都吃不饱，哪顾得上生日呢。

袁雅生出生于江苏徐州睢宁一个小村庄，曾经是中学老师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农村在生产队做会计，母亲是当地的农妇，并不识字。他家有5个孩子，袁雅生排行第四。

“庄稼人就靠土地活着，几个小孩都要上学读书，去地里干活的只有我父母。记得我刚上初中的头两年，学费都是问邻里乡亲借来的。”

少年袁雅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生活的主旋律是贫困和饥饿。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去路边挖野菜，到水里捞蒲黄，山芋叶、榆树叶，他都吃过。

袁雅生说，在上大学之前，对生活最大的奢望就是每天能吃上一碗蛋炒饭，这样他就很满足了。事实上，在高中阶段的每周一去县城的学校上课，他都会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两斤米，还有一大口袋的山芋干。

“每天抓一小把米用铝饭盒盛了，放两三块山芋干，蒸熟了，就是每天的饭。在我的记忆中，高中毕业之前都没有喝过牛奶。”

现在的袁雅生，有时候会回忆那些往事，他认为，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苦难不仅仅是考验，同时也在他的骨血里，刻下了坚毅和不屈的品格。

1989年高考那一年，袁雅生原本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但是父亲强烈建议他读医学专业。背负着父亲沉重的希冀，袁雅生考上了南京医科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当年这个专业在该校刚刚成立，袁雅生便是第一批学生。

有些人的青春，注定要像一把火。走出小镇乡村的袁雅生，内在有一股力量正不知不觉地醒来。

他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在学业上出类拔萃之余，还和一群文学爱好者成立了北斗文学社，并办起刊物《琉璃窗》。在大学图书馆里，他读《红与黑》《呼啸山庄》《简爱》……那些不朽作品为他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他最爱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那个安迪逃出生天，在电闪雷鸣中振臂高呼的镜头，他看了无数遍，每一次都热泪盈眶。

毕业后，袁雅生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工作了5年，从一个住院医生做起。“徐医附院的耳鼻喉科是江苏省重点专科，对于气道异物、食道异物，喉癌的治疗非常有特色。”

这5年中，袁雅生跟随科室的前辈学习手术技巧。甲状腺、喉癌、声带息肉、扁桃体，鼻息肉、鼻窦炎……渐渐地开始得心应手。

“钱永忠主任、李培华主任、吴先智主任和许学谷老师等都手把手地教过我，对我寄予厚望。我时常感念他们对我的栽培。”

彼时袁雅生住在医院宿舍，只要科室里有事，或者晚上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手术，电话一响，他便跳下床，披上衣服往诊室走。他说，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中，慢慢磨练出来的。

1999年，袁雅生被调到医务科工作，主管医疗会诊。在一次手术会诊讨论会上，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他突然惊觉，自己缘何不能成为这样的大专家呢？于是便萌生了考研的念头。

“决定考研之后，我每天下班后回家先吃饭、休息，到21点开始温课，直到午夜2点。”

2000年，袁雅生考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科医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2.恩师引路

袁雅生说，在医学道路上，影响自己最为深远的是导师迟放鲁教授。

“他对我倾囊相授。不管是手术，还是做人，老师都对我影响很深。记得我那年参加援摩医疗队，出发之前，导师还和夫人一起到医院送行。老师记错时间了，来了两次，他还自掏腰包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让我到那边继续努力学习。”

袁雅生是幸运的。在五官科医院，提携过袁雅生的又何止迟教授一位。

在博士实习时，袁雅生在王正敏院士手下轮转。那段时间，他每天早晨6:30到科室，在查房前把所有病人都过一遍。

“病人做了什么手术，用了什么药，手术当中有哪些问题，我会把每一个病人的情况都记下，王教授没来查房之前，我对这些病人的情况都了然于心。”

于是在查房时，王教授询问的每一个关于病人的问题，袁雅生都能对答如流。这也让王教授对他另眼相看，在出科的那一天，在手术室里当着大家的面给了袁雅生一个评价——“积极主动，做事稳妥”。

“我潜心观摩了王院士半年手术，收获很大。除了迟院长和王院士，比我年长的李华伟教授、戴春富教授、陈兵教授、张天宇教授等，只要我一有空，我都会去观摩他们的手术——每个人都有长处，一定有独到的专长和细节，值得我借鉴学习。”

集合各家之所长，苦心揣摩糅合，袁雅生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考验来了，而且，这注定不是一次平凡的考验。

2006年，袁雅生博士毕业，留院工作。同年，他参加了援摩医疗队，远赴神秘的非洲。

为了这次援摩，袁雅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语培训。正当整装待发时，世事难料，在临行前半年之内，袁雅生的父母相继辞世。彼时，医院队伍的准备一切就绪，临阵换将十分困难，于是，袁雅生忍痛拒绝了退出援摩的建议，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

袁雅生的援外医疗点，位于摩洛哥最北端的荷塞马省，三面被山脉所环绕，交通不便，很多科室根本没有足够的医生。袁雅生除了承担起专业的耳鼻喉科诊疗外，还参加过红十字会巡回医疗，肩负起口腔科、眼科、脑外科、普外科的部分门诊、急诊和手术。

在摩洛哥期间，袁雅生做过扁桃体、腺样体、鼻息肉和声带息肉切除、食管异物取出等普通手术，也做过唇腭裂修补、头颈部巨大恶性肿瘤切除与修复等重大手术，甚至成功抢救了一名颈总动脉断裂合并颈内静脉和迷走神经断裂的患者，而这个手术当时在全世界成功率低于1%。这也成为了摩洛哥首例。当时摩洛哥大都市网络和何塞马报纸用整版篇幅法语报道袁雅生的工作，称他为“摩洛哥的守护天使”。

最令袁雅生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从首都拉巴特过来的13岁男孩——蚂蟥盘踞在食道入口梨状窝里，致严重贫血和消瘦。家长带着孩子在首都拉巴特把所有检查都做过了，仍是一头雾水。于是只能驱车500多公里，到荷塞马找中国医生。

“人家要找中国医生，说实话，我心动了。我想，在这里的中国医生，是代表了伟大的祖国，代表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对疾病来说，虽然不属于我的专业范畴，但我毕竟是医生。于是，我检查了耳、鼻，并无异状，但检查喉咙的时候，发现食道入口有异物。麻醉后，从食道旁的梨状窝里取出了一条五六公分长的蚂蟥——摩洛哥饮水环境很差，孩子喝下的水里有蚂蟥卵，寄生在梨状窝里慢慢长大，一点一点吸血，才造成了异常消瘦。”

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在斋月节误食钱币。“当地没有小儿食道镜。钱币卡在那里不上不下。我想到用导尿管往里打水，把食道撑起来后，一顶一转，大功告成了。”

在摩洛哥两年中，袁雅生累计实施大小手术600余例，每日24小时待命。由于工作出色，他被中外多家媒体报道，受到了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接见，被复旦大学授予校长奖、并被荷塞马省卫生厅授予“特殊贡献奖”。

3.锋从磨砺出

援摩回国后不久，袁雅生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的邀请。

在读研的时候，袁雅生就已经发现在专业领域内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方，各种肿瘤造成面神经瘫痪，嘴歪眼斜如何修复的问题。包括侧颅底的手术，国内外的发展有很大差距。

“在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院，和麻省眼耳医院，我看到了这个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让我十分激动，想回国以后做出一番成就。”

袁雅生说，涉及这个领域，必须具有专业的脑外科基本功。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博士后研究，就是关于侧颅底领域。他在300多只老鼠身上做过桥小脑角区域的神经干细胞移植试验。

“这需要打开颅底，进到颅内，切入死亡三角最凶险的地方。”

从美国回来之后，2016年，袁雅生去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进修了8个月。在那里。他发现了神经外科和耳科不同的手术和思维方式。

那是一个听神经瘤手术的患者，患者很特别，患有侏儒症和驼背。“神经外科的手术方式让病人侧立，再固定身体两侧，但由于患者的特殊体型，术者的手够不到没法操作。并且很容易损伤神经和血管，从而导致死亡或者面瘫。但是，我们耳科入路方式不同，我就让患者平躺，头侧着，就能完成手术了，手术效果也很好。”

袁雅生说，目前在侧颅底肿瘤领域，挑战最高的是颈静脉孔区的副神经节瘤，或者叫颈静脉球体瘤。肿瘤位置刁钻，手术难度大，肿瘤供血丰富，一旦出血很难控制。

有一天，急诊突然来请袁雅生会诊，这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耳朵里大出血，再仔细追溯病史，发现正是颈静脉球体瘤。彼时，患者已经在外院做过手术，但是肿瘤切除不完全，且损伤了面神经和听觉神经，患者的表现是一侧全聋和面部全瘫。

“整个手术非常复杂。第一步是要把肿瘤整个拿掉，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了，面瘫怎么修复？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好在这之前我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研究。于是，我从脖子上取一段耳大神经，一端跟面神经周围端接上，另一端跟舌下神经进行端侧吻合，用舌下神经来支配面部肌肉，效果非常好。这项技术我已经在《World Neurosurgery》杂志发表了，叫面神经舌下神经端侧吻合技术。”

如今，这个漂亮的姑娘已经全然不见曾经的苦痛，面部表情基本恢复正常，她结婚生子，逢年过节，以及她人生的重大时刻，都会给袁雅生发来问候和祝福。

袁雅生说，面神经舌下神经端侧吻合技术，最主要解决了高位颅底面神经肿瘤或者是听神经瘤手术中颅内段面神经损伤以后的面神经修复问题。

“面神经的上半端缩到脑子里不好修复了。用我这种技术就可以从外面进行修复。借助别的神经来支配面神经，达到功能修复。”

对于恶性肿瘤，医生在治疗时讲究的是安全切缘，先把肿瘤清扫干净，优先保证患者生命的延续。但对于这样的良性肿瘤，袁雅生最看重的就是保护功能。在病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

也许是受到童年生活的影响，袁雅生性格要强，他做什么都想做到极致。“读书时，我一定要读到最好，现在干耳科临床，我也想做到巅峰。”

从籍籍无名的农村少年，成长为赫赫有名的业内翘楚，他救过第三世界人民的命，也看过哈佛校园的风景。这么多年，袁雅生对世界的冲突和锐气，也在时光中被逐渐打磨得温润起来。

“我现在很佛系，只想尽力多帮助一些人。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口述实录

晔问仁医：袁主任，您还能记得小时候的情形吗？

袁雅生：历历在目。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一个夏天只有一件上衣，是姐姐穿小了给我改成一件短袖衬衣。白天穿晚上穿，脏了就趁着晚上洗一洗晾干，白天继续穿。我想，所有的伟大，都是从卑微的泥土里，开出的花。

晔问仁医：我看您在显微镜下工作，很享受的样子？

袁雅生：我选择耳鼻喉科，本来是误以为不用像眼科医生看着显微镜做手术那样麻烦。谁知道我现在做跨颅内外各种肿瘤，血管神经功能的重建，都是在显微镜下进行的，命运就是那么深不可测（笑）。

晔问仁医：耳显微外科一般涉及哪些亚专业呢？

袁雅生：各种中耳炎的手术，耳硬化、人工耳蜗植入技术，还有耳内镜，内窥镜技术等等。而耳神经侧颅底手术比较特别，1980年代之前都认为这是手术禁区——这部分组织上接大脑，下接头颈部，重大的血管神经都在这里。特别是有一些肿瘤一半在脑子里，一半在脑子外，这样的手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专门做耳神经侧颅底亚专科的专家并不多，我们每年都会和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等合作，去年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共同拿到了上海申康三年行动计划，重大疾病项目800万的支持。

晔问仁医：目前在侧颅底肿瘤中挑战难度最高的手术是什么？您是怎样发明面神经舌下神经端侧吻合技术的，灵感从何而来？

袁雅生：挑战难度最高的是颈静脉孔区的副神经节瘤，或者叫颈静脉球体瘤。这种肿瘤起源于血管，出血很难控制，位置很深，有些神经外科医生也做这个手术，但是入路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有的采用颅中窝入路（上文讲到的那个女孩），有的采用远外侧入路。耳鼻喉科医生出身的侧颅底专家，多会选择颞下窝入路来处理颈静脉孔区的各种肿瘤。

神经外科里有脑血管端侧吻合术，也就是常说的血管搭桥技术。比如用颞浅动脉跟大脑中动脉进行端侧吻合，我的灵感也就来源于这里——我在神经外科看血管搭桥的时候，他们的方法是在血管侧壁开个口，跟另外一根血管对接，这样既保证原来血管的血液供应，同时又可以滋养另外一根血管。所以也这样尝试了，效果很好。这里也非常感谢我的好兄长、好工作搭档赵卫东教授，赵教授在文献上看到过有国外专家提出过类似设想但是没有实施，因为这个手术本身有一定难度，需要术者不仅有侧颅底的基础，也要有熟练的颈动脉三角区的解剖经验，他建议我尝试，上文提到的那个女孩就是我的第一例。

晔问仁医：之前那个病例，别人做坏的手术，您还敢去接，为什么？

袁雅生：我知道，如果我甩手不管的话，患者一辈子就活在阴影里，很痛苦，原先好端端一张端庄秀气的脸没法见人了，被人视为怪物，很多人由此自卑厌世，远离社会，将来一辈子都毁了……我见不得这样，我就想修复好那张脸庞，医生总是有仁者之心的。

晔问仁医：您在手术台上是什么风格？

袁雅生：我喜欢在手术之前做好谋划，尤其是对一台大型手术。第一是规避风险；第二是手术方式，不同医生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学习背景、擅长领域都是不同的。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的病人来说，肯定有一种方式是最适合他的——这就考验医生的业务能力。所以，一台手术之前的规划非常重要，一些大型手术一定要讲究暴露和控制。

晔问仁医：在手术台前，您是怎么样的呢，术后又会做什么呢？

袁雅生：比较镇定。早期的时候也会紧张，但我都会在头天晚上找相关资料，看看手术图谱，心中有数。当对手术前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了然于胸，自信就起来了。王院士告诉我，虽然很熟练了，但每次的心态都要保持像第一次做手术一样，所谓，人生若只如初见。总归要举重若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

大型手术后，患者一般都会送到ICU，我会先到监控室看看病人情况。我们医院每天至少两次查房。如果我昨天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先到监护室看看病人怎么样，下班之前会再到监护室看看。情况基本稳定，心里才放心。

晔问仁医：现在您还有很多行政工作，是不是也占了很多时间？

袁雅生：我担任了院长接待办公室主任，主要接待医疗安全的问题，还担任了医务部副主任。从去年开始的新冠肺炎期间，我又是督查小组的组长，督查从门诊到病房，到手术室，每个防护环节的情况。每天都要做报表，把每天的督查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向院领导汇报，每天都是七点后才离开医院，工作的确繁重，但是有领导的支持和团队的齐心协力，困难都不算什么。我们医院的新冠肺炎防控情况做的比较好，也受到了复旦大学的表扬，同时授予了我们督查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的称号。

晔问仁医：您觉得，医生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

袁雅生：医生必须有担当。记得三年前有个急诊病人从浙江转过来，患者是夜间工作时，一根很粗的钢针从耳朵前壁插入颅底颈内动脉，送来时病情异常凶险，患者不是收在我的学科组，我当时还在浦江院区看专家门诊。我们科室主任李华伟教授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手术，虽然我也知道这个手术难度和危险度非常高，但是我立即停止门诊从浦江院区打车赶回汾阳院区，经过三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手术，患者终于转危为安。李教授在我们科室群里说：感谢雅生教授为科室担当。

晔问仁医：您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医生？

袁雅生：首先做一个好人，一定要做一个有善心、有爱心、有社会责任心的人；第二，对病人有同情心，即使无能为力，但还可以从语言上安慰，如果有能力有技术，应该竭尽全力去帮助患者；第三，对学科发展要有前瞻理念，创新发展的思维，有作为一名医生的使命感。

晔问仁医：您有未来的愿景吗？

袁雅生：我希望我们的专业和学科，能真正做到世界上的一流水平，成为国际上重要的侧颅底肿瘤中心之一。

采访/晔问仁医 编辑/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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