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没有死亡，它的理想前所未有的重要，但为了在未来生存，它必须彻底改变。 IC资料

        自由主义者生活在令人恐慌的时代。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去世前几年曾对自由民主的未来作了扼要的判断。他在英国杂志《前景》（Prospect）中写道：“无限制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个人自主的理想、自由选择、选举民主，这些如今仍然主导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则，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霍布斯鲍姆没有说哪个更有问题：自由的目的还是自由的能力。不过这并不重要。他预言式的声音似乎回应着自由主义者积聚的对自己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的惊恐。

        在这里起作用的不只是勇气的丧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摇了自由主义者自我信念的许多事情都被充分证实了：伊斯兰教暴力的外部打击；间谍、战争和虐囚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损害；全球性银行业崩溃及其昂贵的纾困、持续的经济伤害。

        一些不利的趋势也同样麻烦。在西方世界内部，经济不平等威胁着社会和平；深陷债务的政府对勉力兑现诺言的福利系统修修补补；失望的选民们正为了新净化过的偏激派而放弃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在迟缓而年老的西方之外，迅速增长的修正政权，例如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对非自由政治兴致勃勃。

        恐惧如此之多，很奇怪自由主义者居然还睡得着觉。是否这个画面过于黯淡了呢？是否片面地忽视了自由主义者应该引以为豪的成就，以及能够给他们以信心的持久力量呢？

        自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首次成为政治实践起，对于其历史对手，自由主义者将其打败或与之妥协，有规律地从得意转向绝望。它巧妙地收编了最早的对手：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它送别了20世纪早期的法西斯主义。通过与民主民粹主义妥协，它重新组合了自己，并在1945年以后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稳定下来。自由主义思想家努力展示自由主义不仅比其对手更强大、持久，还更公平、理性和有益——总之就是，更好。

        社会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题为“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观点”的1986年演讲中，表达了自由主义者在此意义上的道德优势。住在西欧和美国的幸运人士，经历了棘手但却可行的自由市场、普选、福利体系和个人自由的混合体。波普尔说：“他们作为人的权力和尊严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有如此多的人前所未有地准备好为他人、特别是那些没自己幸运的人作出巨大牺牲。我相信这些是事实。”波普尔承认所面临的挑战，但他断言自由主义者若能坚持理想，便可迎接挑战，。

        霍布斯鲍姆和波普尔为动摇了的自由主义者提供相反的两极：一边是错误幻象和历史无能，另一边是令人自豪的成就、面对未来危机的稳健心态。在问哪种观点正确之前，我们要搞清楚霍布斯鲍姆和波普尔所谈论的政治动物是什么。

        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自由主义值得拥护并且像我一样担忧它的前途，那么认清什么是自由主义是有帮助的。否则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在担忧什么，我们不会知道自由主义哪些特征是本质的，那些是附带的，或者它出了什么毛病，我们也不会知道自由民主主义的哪些方面应该保存，哪些应该被取代、修复。

        那么，自由主义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当作伦理信条、社会经济图景、政治哲学、资本主义原理、褊狭的西方观点、一个正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或者许多普世原则。这些没有一个严格来说是错的——但全都是有偏见的。对我来说，自由主义是政治的现代实践，它带有它的历史、它的实践者和引导他们的理念。

        历史地来看，自由主义总像一个大帐篷，它为左翼和右翼、激进派和传统派、自由市场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腾出空间，包括哈耶克和凯恩斯、胡佛和罗斯福、里根和科尔，也包括约翰逊和勃兰特。它不是美国或欧洲特有的。自由主义很难离开自由主义实践，20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者通常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或官员。

        它的起始时间并不确切。它在1815年以后的欧洲-大西洋世界作为政治实践而兴起。它是对社会新状况的回应，这个社会为资本主义所驱动，为变革所动摇，人口迅速增长，物质与道德不停地变换。

        它的知识根源非常久远。它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思想有直接渊源关系。没有人能明白这第一批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新条件的持续变化，没有人能明白在这个充满了新人类、新财富和新问题的世界里，旧的稳定性已一去不复返了。

        自由主义没有标志性的朝代或革命，但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1830年到1880年，自我确认的青年期，自由主义开始崛起并掌权。自由主义为国家提供了调整法律与政府至贸易和工业的有效新模式的手段，维持分裂的社会，还培育出人性化的标准，特别是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不能虐待、忽视无权力群体的标准。1880年到1945年，自由主义成熟起来并与民主主义折衷。一群有教养的、有财力的精英兴起并可能掌权，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上认可了民主主义原则，而人民大多数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限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关于如何控制权力、如何改善人类生活和人民如何受到尊重，后者是关于谁能享受到进步、保护；前者回答的是“如何”，后者回答的是“谁”；前者是关于内容，后者是关于范围；前者限制权力实践，后者坚持大多数人对权力的掌控，而非一个人或少数人。1945年到1989年的第三个阶段以苏联共产主义的无条件投降结束。我们现在处在自由主义自我反省的新阶段。

        自由主义所拥护的当然是自由，但许多非自由主义者亦如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墨索里尼。自由主义关乎改善人民生活，平等对待并在过度权力下保护他们。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四个理念。

        第一个理念是相信社会中利益和信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社会和谐是不可达到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因为社会和谐阻碍创造力。第二个认为是人类权力不可信任。国家、市场、社会大多数或伦理权威的权力缺乏抑制和检验就会无法避免地趋于专断。自由主义的核心目标就是预防专断。第三个是相信人类生活是可以改善的。通过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便可能取得更多的进步。第四个是认为公共生活的结构必须尊重每一个公民。这种尊重包括不侵犯人民的财富和隐私，不阻碍其目标和事业选择，不排斥任何对社会无用的人。

        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怀疑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我们也不该被那些讽刺自由主义观念的笼统理论主张一扫而去。自由主义目前最明显的失败在于放任市场的力量失控。其直接结果是不平等成为公众辩论的首要话题。

        自由主义，正如波普尔所说的，从其调节性中汲取力量。自由民主主义需要再次重组以找到国家与市场之间更好的平衡。对不平等的辩论只是一个开端。财富世界的不平等也许是自由主义现在最明显走错的路，但不是唯一的或最严重的。霍布斯鲍姆的沮丧是对的，他暗示资本主义经济正制造出自由民主主义政治无法面对的巨大威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也许改善了人类生活，但缺乏控制，现在它们在威胁着全球和人类未来的生活。

        自由主义的目标和理想一如既往：抵抗暴政，对人类进步的信心和坚持对人民的公民式尊重。这些都不需要改变或抛弃。但是，自由主义者该迫切地想想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追求它们了。

        自由主义者在混乱的变化中寻找稳定点已经寻找了两百年了。没有一个稳定点能够持久，但如果他们停止寻找的话也只能怪他们自己。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办法。

        （张士毅编译自aeon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