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兹山鱼谱》：朝鲜士大夫丁若铨的流配生活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

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电影《兹山鱼谱》以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铨（1758-1816）流配兹山期间，在当地编纂鱼谱的往事为叙事主轴，讲述了他与当地人张昌大的友谊，并借二人的对话与经历来阐述导演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按电影片头所称，整部电影参考的是丁若铨为《兹山鱼谱》所作的序文。该序文全文如下：

韩国电影《兹山鱼谱》海报

兹山者，黑山也。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岛中有张德顺昌大者，杜门谢客，笃好古书，顾家贫少书，手不释卷，而所见者不能博。然性恬静精密，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余遂邀而馆之，与之讲究序次成编，名之曰《兹山鱼谱》。旁及于海禽、海菜，以资后人之考验。顾余固陋，或已见本草而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而无所可考者，太半也。只凭俗呼，俚不堪读者，辄敢创立其名。后之君子因是而修润之，则是书也，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嘉庆甲戌，冽水丁若铨书。

按上文所言，兹山本名是黑山，因黑山之名“幽晦可怖”，所以丁若铨及其家人才改称“兹山”，“兹”也是“黑”之意。黑山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之处，今属全罗南道新安郡。离黑山岛约38千米的地方还有名为“牛耳岛”的岛屿，在丁若铨生活的时代，人们也把兹山称为“大黑山岛”，而把“牛耳岛”称为“小黑山岛”。

中国典籍亦记载了该岛，按《宋史·高丽传》所言，“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这里提到的“墨山”即“黑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为“黑山”。黑山岛是宋人从浙江赴高丽的必经之地，不过宋朝灭亡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依赖北方陆上交通路线，黑山岛渐失交通要冲的地位。

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居于大海之中，交通不便的黑山岛历来被用作流配犯人之地。影片开头出现的垂帘听政的大妃即贞纯王后金氏（1745-1805），她的兄长金龟柱（1740-1786）在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即位后被指为阻碍正祖即位的罪人而被流配黑山岛，后来死于该处。贞纯王后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不可能不清楚黑山岛艰苦的生活条件，把丁若铨流配该处，显然暗含了故意折磨他的意图。

《兹山鱼谱》，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手抄本

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的背后，其实是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遭到信奉性理学的执政势力强力镇压的历史。早在1784年，李承薰（1756-1801）随担任使团书状官的父亲李东郁（1739-？）赴清，在北京天主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这一年也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开教元年。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后，主要在受西人排挤、政治基础薄弱的南人党以及民众间传播，一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丁若铨、丁若钟（1760-1801）、丁若镛（1762-1836）三兄弟在党派上亦属于南人党，并受姻戚李蘗（1754-1785）的影响而接触到天主教。1791年，爆发了珍山（今属忠清南道锦山郡）的南人尹持忠（1759-1791）与权尚然（1751-1791）烧掉祖先牌位，采用天主教仪礼的事件，即“珍山事件”，老论僻派借此大举打击南人以及南人党领袖蔡济恭。正祖李祘虽然处死了尹、权二人，但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

1800年正祖李祘突然去世，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朝鲜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天主教成了贞纯王后与其支持势力——西人僻派打击政敌的重要借口。1801年春，贞纯王后下令肃清天主教，大量天主教徒被处死或流配，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辛酉教狱”，丁若钟即死于这次教狱。此外，一些王室宗亲与外戚也受到波及，如思悼世子李愃的庶子恩彦君李䄄（1755-1801），他因妻子宋氏与儿媳申氏是天主教徒的缘故被牵连处死，惠庆宫洪氏的弟弟洪乐任（1741-1801）亦被指为天主教徒而被处决。早在1794年，清朝神父周文谟随归国的朝鲜使团进入朝鲜半岛，后来一直留在朝鲜传教。虽然1795年朝鲜官方就获知周文谟入朝传教之事，但他躲在信徒家中，免遭厄运。不过此事亦在“辛酉教狱”审问过程中被发觉，周文谟被逮捕并遭处决。朝鲜官方还搜到了黄嗣永（1775-1801）等朝鲜信徒试图通过北京天主堂，捎给罗马天主教廷的信件，这封书信就是“黄嗣永帛书”。黄嗣永在帛书中提出包括请西洋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朝廷接受天主教等六项建议。朝鲜朝廷发现这封帛书后，大惊失色，派出使团携带《讨邪逆奏文》上告清廷。然而清廷却不以为意，也不相信朝鲜叛党与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

按丁若镛所作《先仲氏墓志铭》的说法，主导肃清的洪羲运、李基庆等人的最主要打击目标是他本人。洪羲运的主张是：“杀了千人，不杀丁若镛，将安用之？”不过朝鲜朝廷最终认为丁若铨、丁若镛与“黄嗣永帛书”事件无关，免除了二人的死罪而分别发配黑山岛与康津县（今全罗南道康津郡）。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从汉阳出发，同赴流配之地，在罗州城北栗亭店分别，从此再无相见之日。

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岛氓大悦，争相为主。”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按后人对亦曾被贬至黑山岛的崔益铉（1833-1907）的流配生活的记载，“黑山大小岛，本无迁客支供之例，类多自费。而先生至是，正切在陈之忧，不得已为塾师资食之计。”即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崔益铉以担任塾师来谋生糊口，丁若铨亦是如此。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虽然丁若铨也说张昌大“家贫少书”，但考虑到十九世纪初黑山岛的社会经济状况，张昌大的家庭能允许他“杜门谢客，笃好古书”，已经证明他的家庭绝不是社会底层，而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富之家。此外，丁若铨也未明确记载张昌大的职业是渔夫，仅简略提到他对“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黑山岛地处海中，靠海吃海，张昌大即便不是渔夫，由于日常所见所闻，应该对鱼类有较多了解，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丁若铨才会做出“其言为可信”的判断。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而影片在张昌大身世上多有发挥，称他本是两班张氏家族的庶子，不被生父承认，跟随丁若铨学文识字后才获得生父的认可，并通过生父的帮助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体验了一段官宦生活，近距离接触到朝鲜基层吏治的腐败。不过这一段纯粹是编剧与导演为深化影片主题而加入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

《漂海始末》，全罗南道新安文化院藏手抄本

影片中段演绎了丁若铨、张昌大与当地人文淳得会面，听文淳得讲述此前漂流到琉球、吕宋诸地故事的一幕。听完故事后，丁若铨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下来，所以写下《漂海始末》一文。丁若镛的门人李纲会（1789-？）在《云谷船说》中提到：“淳得业商者也，虽无文字，为人慧能。岁壬戌，淳得漂到中山地，即琉球，自中山发舶还国，又漂至吕宋。吕宋者，海外番国也。福建、红毛、西洋等诸舶互相通商，其船制亦多妙解。自吕发舶顺风十一日，始抵广东澳门者，西南海舶辐辏之地也。”在朝鲜王朝晚期，朝鲜朝廷与琉球等地并无直接官方往来，朝鲜人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大多通过书籍间接获得知识，或是通过燕行使臣在北京与这些地方的使臣进行交流。偶尔发生的船难、漂流对当事人来说虽是一场灾难，但也开启了他们直接踏上异国之地，了解异国之情的可能。文淳得于1801年阴历十二月出海，次年正月遭遇风难漂至琉球，从琉球出发回国时又遇风难，再漂至吕宋，又到澳门等地，后来一路往北直到北京，跟随朝鲜赍咨官回国。待他回到家乡，已是1805年正月了。《漂海始末》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记，逐日记录了文淳得的经历；其二是文淳得滞留琉球与吕宋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观察，包括风俗、海舶、物产等内容；其三是用汉字表意，再用谚文（古韩文）标记出琉球、吕宋的语言。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会吕宋语，曾受朝廷之命为漂到朝鲜的吕宋人充当翻译也不是虚言。按《朝鲜纯祖实录》所载，“罗州黑山岛人文顺得，漂入吕宋国，见该国人形貌衣冠，其方言亦有所录来者。而漂留人容服，大略相似，试以吕宋国方言问答, 则节节脗合。”不过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因该次翻译出色被朝廷授予“嘉善大夫”的赏赐之事则有移花接木之嫌。实际上直到1835年，文淳得才通过“纳粟”的方式获得这一位阶。

文淳得纳粟帖，新安郡南平文氏家藏

丁若铨花费心血认真记录文淳得的经历已然昭示他认为文的经历非常重要，有利于拓展见闻与学习外国的长处。如在《海舶》一节，丁若铨仔细记录了琉球海船与吕宋海船的样式与优点，这其实也是朝鲜在造船时可以学习的地方。实际上，丁若铨不论是编纂《玆山鱼谱》，还是记录《漂海始末》，乃至因目睹岛上松政的弊端而撰写《松政私议》，无一不是他重视“利用厚生”的实学学术倾向的反映。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常常上演。但沉溺于性理学的两班们只懂高谈与实际的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的“理”“气”“性”等概念，一边享受奢侈的生活，一边纵容胥吏们盘剥百姓。这些只会高谈概念的两班们其实也不懂税收、铸币、松政（朝鲜把松树视为贵重资源，种植养护松树之事即松政）等具体之事，往往委派胥吏们全权处理。有鉴于此，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才会撰写如《玆山鱼谱》《松政私议》《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一系列或有助于“利用厚生”，或有助于“牧民”的实用之书。然而可惜的是，丁氏兄弟的这些书籍在当时并未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直到后世才有人才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并把丁若镛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