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知识的播种机

        在维多利亚刚刚当上女王之前，科普知识（popular science）好像能解答一切问题。到了19世纪30年代左右，革命性的信息科技（蒸汽印刷和造纸机器）使“有用的知识”传播给大众。那时候，职业科学家尚不是一种阶级，但存在着一些高雅的业余研究者，他们为那些着迷的听众写下精美的文字。

        直到1833年，“科学家”一词才被发明出来。发明该词的是博学的威廉姆•胡威立（William Whewell），他使用这个词时有一种微微的鄙视，还把它与“新闻工作者”、“一知半解的人”、“无神论者”和“烟草商人”相类比。地质学家亚当•赛奇维克（Adam Sedgwick）就说：“死都比让我们的语言掺杂那些蛮族话强。”赫胥黎（T H Huxley）则说：“对任何尊重英语的人而言，‘科学家’这个词一定像‘电刑’（Electrocution）一样让人愉悦。”这些人更倾向于自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s），而且在“自然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科学家狭隘地关注于功利性的数据挖掘，自然哲学家深刻地思考并优雅地撰写的则是他们作品的道德、宇宙哲学和形而上学意义。

        而今，自然哲学家的角色已经大都转化到像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这样的学院派那里，后者是剑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达尔文通信项目主任。詹姆斯•西科德致力于研究科学家们通常不研究的那些领域——他们的读者。他的获奖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觉》（Victorian Sensation, 2000）的线索是回应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创造的自然史的残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后者假定从宇宙诞生到人类开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程。这其实是新闻而非实证科学，但达尔文告诉我们，它已经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铺垫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致命一击。

        《科学的视界》提供了前达尔文时代科学作家的小故事。《旅途中的慰藉》（Consolations in Travel）出版于1830年，是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对元科学（meta-scientific）沉思的一个集子，而这些在《王德弗尔大厅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1848）中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ë）很确信她的读者会发现这一点。在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Herschel）的《自然哲学研究初识》（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 1831）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作品的腔调——清晰、实证、理性，甚至温和。这些作者共享了一种民主信条：任何人甚至包括女人都能掌握科学。

        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在《论各种自然科学的关联》（On the Connex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1834）中对数学、天文学、电学、光学、声学、化学和气象学做了一次宏达的普通综合。她甚至向读者许诺，这些自然科学以某种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结合在一起，但是那个戈多并没有到来。几十年来，这本书都销量巨大，还有着大量的盗版，但是科学家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了，所以这本书就显得像个大杂烩了。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74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写到，她不能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一个主题，只能把它叫做只有装订商才会弄的那种杂录。

        同样的科学民粹主义让骨相学也迎来了短暂的超新星。一旦新媒体能够广播一些基础知识，任何人学到一点阅读技艺。乔治•康布（George Combe）的骨相学作品《人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该书第一版标价六先令，一年内只卖出了一百本。但是，一旦钱伯斯《爱丁堡杂志》（第一本畅销杂志）的精装本有了更便宜的版本，43000万本在几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了。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设计了一个“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预见到现代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包括“无用输入—无用输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在《反思科学在英格兰的衰落》（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1830）一书中，他指责那些同为科学家的人例行公事地隐瞒、捏造或篡改数据。他坚信，如果政府能够慷慨地资助科学研究，那么这种堕落的行径就会消除。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很幼稚了，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科学家为了获得持续上涨的研究经费而篡改结果。在1832年《改革法案》那时候，似乎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改革的。

        詹姆斯•西科德描述了这些被人遗忘的畅销书之后，用一个文学炸弹做结论把它们都炸飞了。在《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中，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猛烈地解构流行科学家所支持的一切东西。科学家们冷静、理性、积极和非常有组织，他则疯狂、神秘、预示动乱，还故意“无意义”。科学家们认为大数据代表了现实，他则看到那可能是借口、虚构和想象，总之就是“衣服”。在微软出现的一百五十年前，卡莱尔就抓住了全球数据化的可怕之处：“你们的科学，要在狭小的透着微光或只有油灯照明的地下逻辑工厂里单独进行吗？人类的思维变成算术的面粉厂吗？” 

        科学民粹主义者真诚地想让信息民主化。查尔斯•巴贝奇从来没有完成他的“差分机”，这有部分原因是他把人当做可以程式化的机器。他还确信，智人（Homo sapiens）并非宇宙智力的最高形式。他猜测，在其他兴趣的某个地方，神圣的程序师会制造出人类2.0。

        詹姆斯•西科德总是能够绝妙地完成对过往背景的再创造。他并没有那么刻意地要与现在做对比，但任何读者都能看到这些。而今，每个人都要求“教育，因为那将为年轻人迎接竞争性的全球经济做准备”。不过，管理英国大学的部门（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的部门名称就没有“教育”两个字。在美国，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s）许诺用电子科技让一个导师指导数千名学生。这个网络课程并没有为课堂讨论、答疑、复杂文本的研读甚或任何真实的个性化指导留下什么空间，但它们能够减少员工从而获得经济效益。而这正是查尔斯•巴贝奇心中所考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