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谈曹禺：父亲的创作危机源自改编巴金《家》

        [7月3日，在京首发的《曹禺经典剧作》首度将曹禺四大名剧《雷雨》、《日出》等结集，曹禺女儿万方在首发式上回忆了父亲晚年的创作和思想。]

 

图为万方手捧《曹禺经典剧作》

        今年是曹禺《雷雨》发表80周年。7月3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曹禺经典剧作》首发式。该书首度将曹禺的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集结，首录了相关作品创作、出版、上演时的手稿、照片、书影等珍贵资料，并将曹禺当年的创作感受、自我评价附录于后。曹禺女儿、作家万方为本书作序，并于昨日来到首发式现场。

        “虽然他是我父亲，我也只能说，他是一个天才，不然不可能23岁就写出《雷雨》。”昨日在首发式现场，作家万方评价父亲曹禺。

        1933年，23岁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曹禺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出了四幕话剧《雷雨》，次年得到巴金的赏识，剧本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上，随后被一代又一代人搬上话剧舞台。

 

 

图为曹禺《日出》手稿

        这位年少成名的剧作家，几乎在30岁以前，就完成了自己的重要作品，而之后再也没有超过曾经的高度。这种创作危机不仅令曹禺困扰，也被学界进行了种种阐释，但在万方看来，父亲的创作危机，其实是在将巴金的《家》改编成剧本之后。“写《雷雨》的时候，他根本不懂阶级，不懂主义，但当他被当作‘进步人士’之后，他脑中生出了别的标准：写东西要有对错。要求进步成为他创作的标准。”

        曹禺从来未与万方提过自己解放后的代表作《胆剑篇》和《王昭君》，但万方对他的创作过程犹有印象：“这两个剧用一个词概括就是遵命文学。《胆剑篇》创作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强调的是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而《王昭君》在‘文革’前就开始创作，我记得他当时还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念台词，后来中断了，‘文革’后再接起来。对于当时很多同类作品来说，这还算是其中的佳作，但不是他发自内心的东西。”

        “文革”之中，《雷雨》被打为“毒草”，曹禺则被揪斗，在北京人艺传达室工作。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晚年曹禺对《雷雨》的价值有所怀疑。万方认为，曹禺性格之中有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成分，经历“文革”之后，这种感觉会越发强烈。“后来我去看《雷雨》，他问我，观众还能坐住吗？我说剧场非常安静，针掉了都听得见。他听了非常欣慰。”

        相对各种解读，万方认为，曹禺这四部代表作，与其说反映了各种主义，不如说体现了曹禺性格中对自由的追求，“自由是这四部戏中非常重要的情愫，人们都在寻找自我，人生是一个寻找过程，除了选择自由，人没有别的路解放自己。”

        万方第一次看《雷雨》是四五岁的时候，曹禺带她去首都剧场，小孩子完全看不懂，反而在第三幕电闪雷鸣之时被吓哭了。“我父亲其实是个特别自由派的父亲，但那时候，他一把抄起我，胳膊肘特别粗鲁地那么一夹，弯腰埋头跑出剧场。”“他怕我哭影响周围的观众，剧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很多年后，万方回忆道。

        再大一些可以上后台，她看到了当时吓哭她的雷鸣声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震撼得要命，知道舞台是多么神奇的地方。”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方看过的《雷雨》不计其数，收到邀请时，她第一反应往往是“我还去看吗？”但随着阅历增长，她对其中人物的理解也不同从前。“我以前想，鲁侍萍那么不愿意见周朴园，那她干嘛不走呢，有很多机会的啊。后来我忽然明白，虽然戏里面说她想看周平，但实际上，她是想见周朴园。想明白的时候，我特别难过。《雷雨》没变，是我成熟了。”

        因此《雷雨》80年，被一代一代戏剧人所演绎，不仅有搬演，也有越来越多的改编、阐释，比如林兆华的《雷雨2014》、王翀的《雷雨2.0》，乃至孟京辉《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中，都有对《雷雨》的反讽式运用。“我觉得怎么用都没关系，这只是说明这东西是有影响力的，你才要把它拿过来用。时间给了作品生命，雷雨的生命力依然旺盛。”        

图为上世纪80年代曹禺父女在家中

        身为编剧，万方自己也在创作话剧《雷雨》的剧本，写了半年，改了7稿，她希望通过自己对人物的认识，用不同的舞台表现形式演绎这个故事，“如果还是现实主义，那写不过原来的《雷雨》，我还弄来干什么？我首先要做的是打破形式。”

        “我是50年代生人，那时候中国的话剧舞台只有现实主义作品，现在的各种主义、各种流派丰富到令人叹为观止，也有人说现实主义的《雷雨》已经过时了，但我觉得，所有创作者都没想过要创作一种主义，而是要对人类的境遇、生存状况做尽可能深刻的思考，尽可能生动的反映，并找到最酣畅淋漓的通道表达这种思索，《雷雨》就是这样的思索和追寻后的作品。万方说。

        出生于文化家庭，万方觉得从文是注定的。但曹禺本来并不主张女儿从事写作，“这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保护，因为他的东西曾被说成毒草，一文不值，‘文革’时候他最羡慕我们胡同扫大街的老太太，因为她一字不识。他愿意我们学科学，因为准确。”

        但后来看女儿走上了这条路，他就以一个同行的标准来要求万方：“每天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记下来，他要求我用活页本，把记下来的东西重新归类，而且要看。我被退稿的时候，他轻描淡写说，杰克·伦敦你知道吗？他被退了多少稿？你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爬虫。”

        曹禺曾带万方回天津老家，当年万家的小白楼住着十几户人家，他跟万方感喟了一句：“我当时放学回来的时候，楼里还是安静的。”因为家人抽一夜大烟，早上才开始睡觉。曹禺的父亲曾向他抽大烟的哥哥跪下：“你当爸爸，我做你儿子。”这一幕后来被曹禺写进《北京人》里。而看到小楼，万方才领悟：“他的戏之所以这样，因为他的生活环境那么压抑，对一个敏感的孩子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经过岁月磨砺才体会到的东西，对于他这样敏感的孩子可能很短时间就能体会。”

        因为曹禺教育孩子的开明，万方觉得，自己从事写作，本以为没有受到父亲在先的压力。“他在我面前，我不会觉得他是多么了不起的剧作家。但到2006年的时候，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叫《毒药》，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可能还是构成压力的，不然我不会50多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电影、电视剧都写过了，但就是因为他的压力所以那么晚才开始写话剧。”

        万方编剧的电视剧《空镜子》曾多次获奖，但她表示，自己早已退出了电视剧编剧市场。“电视剧是娱乐产品，要满足娱乐需要，而在现实当中，妥协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迎合；而我一开始写电视剧，也有为了稿费，改善一下物质的需求。但觉得到了这个年纪还要违背内心去做事没有必要。写话剧我没有金钱和合同的束缚，比写电视自由。”

        在50多岁后，万方追随父亲，成为了一名话剧剧作家。在她看来，目前的话剧市场发展多元，各种类型的戏都有上演，但在成功学与功利心的影响下，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她曾听到一个导演表示自己的戏要让观众两分钟笑一次，她惊讶于话剧需要去挑战相声小品二人转的功能，“有人说活着太累，需要减压剧，但我想因为感动而流泪是不是也是一种减压呢？减压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人生不是技术性问题可以解决的，而需要你增强对生活的理解，对自我的认识，这才是戏剧所擅长的。”

        2011年，万方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樱桃园》，最令她震撼的，是最后女主人柳包芙与樱桃园沉默告别，仅以目光一一抚过。当时剧场的反应，不是掌声，而是巨大的寂静：“这是戏剧所能带给人的最美好的体验，也是戏剧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享受。但对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生怕观众没反映，哪怕我自己，总想从观众那里要点掌声，但实际上，我们需要耐得住，最有力量的就是这种绝对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