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忆刘少奇和王光美：他们是共产党人，也是孔孟之徒

编者按：

        李敦白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他出生于1921年，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袖以及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有交往。

        作为外国专家，他一腔热情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文革”中红极一时，一度成为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号人物。

        李敦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研究员一起完成了口述历史著作《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由青豆书坊出品。

        经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将陆续选刊其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以下为其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回忆文章。 

        （一） 

        刚到延安不久，我就认识了刘少奇。我认识他在苏菲、马海德给我介绍王光美之前。他对我说，你的中文不错，不过还不够，中文有许多成语，含义丰富，你要学习成语。他还建议我看三本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这三本古典小说会给我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语言知识。我听了他的话。后来因患肺病，只能半天工作，稍后更进医院养病，得空我就读这些古典小说，还开始学成语，所以我现在说话还能不时带出成语，这得感谢刘少奇。

        与刘少奇的直接交往虽不多，可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中共领袖之一，这是因为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可以说，我的前半生与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它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而且，它成为我漫长的监禁岁月中为数有限的精神营养之一。我在宣化店就读了这本小书，当时我不太同意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尤其是关于党员和党组织关系部分。书中说，党员具有他个人的利益，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些时候可能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对立，这时候，要求党员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牺牲党的利益（不论在任何形式的掩盖与借口之下）来服从个人。而我认为，共产党员不存在与党组织不同的个人利益。当时我很年轻，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我不是说过吗，我在美国搞劳工运动时，我妈说，就算共产主义是好的，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儿子？我的老师也说，为了某种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合理的想法。但我从来没感到自己在作出牺牲，相反，我很快乐，完全没有觉得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会有矛盾冲突。我请教郑位三政委，在延安还曾当面请教过作者，仍然似是而非。第一次坐牢期间，我又读了这本书，这时就觉得他讲得很对，对这本书很欣赏，因为我当时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员确实有不同于党组织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譬如，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广播电台需要保密，不允许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显眼的外国人）在任何形式的掩盖与借口之下（譬如辅导妻子学外语）随便在周围活动，夫妻只能一周一见；从我的个人利益讲，却忍受不了与妻子新婚离别的煎熬。同时，我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虽然行为上不能完全做到）：只要是党的纪律，你同意不同意都得遵守，就像“文革”中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增加理解”。所以说，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接受了《修养》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它对我认识个人与整体事业的关系，树立革命的不朽观，从而战胜监禁生活的孤独绝望，并在监狱中完成向真正的“自由人”的蜕变，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力量。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鼓吹“文化革命”就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看了这篇社论，我又觉得《修养》所说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的论证有问题。刘少奇在书中说，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问题是，党是通过个人实现其领导的，谁能代表全党、整体、长远？领导人和权威可能是错误的，服从党的纪律，不是要求你服从错误领导，如果是错误的东西，你就不应该服从。这样一来，就又否定了《修养》。“文革”时批“黑修养”，我到许多单位作过报告，连军事院校都去。此时批判的角度与延安时期不同，但仍然围绕个人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这个主题展开。这时主要是批“奴隶主义”。《修养》中说共产党员要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我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我发挥道：凡是有奴隶的地方，必然有奴隶主，往下看是奴隶，往上看就是奴隶主，最上面的就是最大的奴隶主。我的意思是说刘少奇，但后来别人硬说我指的是毛泽东。这下祸就大了。

        现在看，我觉得《修养》很适合革命年代，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绝对的纪律和服从，但它不适合建设时期，现在应该鼓励大家提不同的意见。发明创造少，跟不让人畅所欲言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刘少奇跟那些部队的首长很不一样。我认识很多部队的首长，只要跟他们交了朋友，就什么话都谈，很热情。刘的性格比较冷，不很容易交朋友。

        （二）

        我在北平军调部就见过王光美，她是叶剑英的秘书。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苏菲夫妇在他们家里请我们俩人吃饭，想介绍我俩处对象。下一个周六，我请王光美在一个小面馆吃回锅肉，再下一个周六她回请，还是吃回锅肉。延安也没多少选择。我们俩都是单身，但好像都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说开了，觉得还是做朋友好。我那时候在翻译《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好像请她看过，请她提意见。舞会上也碰到过。但没有详谈过，交往很有限。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对她印象很好。

        在西柏坡也偶尔见到，那时她已经跟刘少奇结婚。一天清早，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们夫妇两人也在散步，刘少奇走在前面，踱着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两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着。这个画面在我脑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理论上无疑是平等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谁都难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也是孔孟之徒。

        1949年之后没怎么见到王光美。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她的那次大会，我去参加了。周总理叫我不要去，江青叫我去，我听了江青的。我当时的看法是，江青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周总理当然拥护革命，但属于老一辈，不如江青先进。没听周总理的话，去参加了这个批斗会，让我后悔一辈子。不过我在会上并没有怎么批判王光美，我只讲了五分钟，批了蒋南翔，蒯大富问我为什么只批“死老虎”不批“活老虎”。事实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回避会议主题，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清华原校长蒋南翔何许人也。

        我被抓起来后，莫名其妙地把我和王光美搞成一个特务集团。我的专案组隔一天审她，她的专案组隔一天审我。通过几次审讯，我勾勒出了“案件”的大致线索：斯诺代表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CIA成员，他走后，我成了这个组织的首领；我发展了王光美，王光美又发展了刘少奇。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当时不算离奇，比这荒诞的事情多了。

        她的专案组成员是些高级军官，年岁较长，还比较理性，我的专案组都是年轻人，提的问题特别离谱。譬如说，问我为什么两次吃回锅肉，是什么暗号？这让我如何回答？都面对面谈话了，还需要什么暗号！没道理。他们不断纠缠这两次回锅肉的事。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吃回锅肉的事，可能是我自己交代的吧。他们还指控我在纽扣里装了个小照相机参加陈毅的批斗会，然后把资料传给美国的电视台，说三天之后，全美国都播放了这些照片。我们家老三后来说，她听到这个传闻后不禁失笑，她说：我爸爸的手特别笨，连个普通的照相机都不会用，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技术用纽扣相机这种东西。

        王光美是1978年底出狱的，比我晚。后来我听说，她曾对秦城监狱的负责人说：我的领导都放出去了，为什么我还被关着呀？1979年的三八节，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大型招待会，这是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我们家老二小东跑过去跟她说：“王阿姨，您和我爸爸以前是一个‘组织’的。”她笑了。

        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曾给她带过信，说我们是不是见面聊一聊。她说再等一段时间吧。这一等，就永远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