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房子捆绑的上海城市青年？

        “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调查”这个课题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思路：“城市式居家”不仅影响城市青年的居住状况，对农村年轻人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已成为中国的一种主导思维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商品房市场的确立，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得以正式确立，并加速运转。

        它同时包含了经济生产和生活意义生产两个部分，具体表现为：进入商品房市场获取住房，越来越被视为都市青年在城市中获取居住空间/立足之处的主导方式。

        我们知道，在当下，青年人是容易不满的一个社会不安定群体——在市场上，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斥责，在政治生活中，又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对此，以商品化之后的住房为核心所展开的一种日常生活系统，起到了一种很重要的粘合剂的作用。

        我们研究的都市青年，主要是指货币分房、蓝印户口等一切鼓励买房的政策停止之后，没有办法享受原来的住房市场优惠，需要买商品房的一些年轻人，年龄分布在22-42岁。

想做房奴而不得的焦虑

        我们对1000个以白领为主的上海青年进行了调查，其中男女比例、年龄比例等大致符合上海人口的统计数据。

        我们发现，已经买房子的人，经济压力比较小；而无房也无需买房者，比如父母有房、亲戚有房等，经济压力也比较大，甚至远远大于所谓的“房奴”。已经成为“房奴”的人，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反而小于还没有成为“房奴”的人。

        做房奴而不得，这并非出于经济原因。虽然可以免费租房，但这部分人仍然十分焦虑。居住问题，并非实际的居住支出和“获取独立使用空间”之间的经济计算，而是被注入了对产权、对资产、对社会乃至对未来的具体的想象方式，比如“没有房我以后怎么办”，从而使“居住”总是和“是否拥有产权房”紧紧纠缠。

住房是资产吗？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道“您家的资产包括什么”的题目。89.5%的受访者选择“银行存款”，59.7%的人将“房产”视为家中的资产，39.6%的受访者选择“股票”，35.5%的人选择“基金等理财产品”，26.5%的人选择“其他保值或升值物品（黄金等）”，另有5.6%的人选择“公司（含商铺、网店等）”。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都市青年来说，储蓄、房产和股票，是三种重要的、也相对集中的资产类型。

        年轻人每年财产增长比例比较少。有一半的人一年储蓄在1万以下，即全部吃光用光，没有积蓄。15.4%的人，每年可以积蓄1-2万，不过按照现在的物价，这笔钱也实在不算什么。由此，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稳定的财产增长。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人完全没有房子，比如租房需要付租金的人，很大程度上是新上海人，这些租房者中有22.3%认为住房是资产；而已经还清贷款的人中，有77.4%认为住房是自己的资产；但还欠着银行钱的人当中，认为住房是自己资产的人的比例，还要高过已还清贷款的人。

        尽管有59.7%的人将房产视为家庭资产，但在估算近五年内家庭财产的增长时，却只有14.9%的人将房产的增长计算在内。还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房贷比例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将实际上还并不属于自己（如果还不了房贷，银行可以收掉房子）的住房视为自身资产，而非用来居住的。

        人们往往因需要购置住房，而向银行大量借款。我们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还贷所用的时间是多少？”收到的回答最多就是“视情况而定”。我们想了解：“这里情况是指什么呢？”所以，就设计了一个问题：“假若你有5万元现金，会用来干嘛？”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发现，最为还贷而焦虑的，恰恰是还没买房的人，他们认为，如果有5万元，自己一定要首先用来还房贷。相比之下，最热衷消费和投资的，是已经还清贷款的，没有还贷压力的人。年收入1-5万元的群体，用五万元来消费的比例为40.9%，年收入6—20万之间的群体，用来投资的意愿高于消费意愿，而年收入超过30万的群体，则重又以消费意愿为主。

谁在积极入市？

        都市青年一旦贷款买房，或有了自己要贷款买房的心理预设后，他们并不是想着要赶快还清贷款，而是更深地卷入资本的循环而非退出。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谁在入市？

        “拥有产权房、商品房市场的关注度”的关联显示，已经拥有产权房的群体，对楼市“密切关注”的比例（23.5%）要高于尚未购房者（19.7%）。尽管后一类群体才是主流媒体所指的“刚需人群”，但最为密切关注楼市的显然不是他们，而是“购房继续偿还房贷者”（24.7%）。而“刚需群体”中的“租房无需租金者”，反而是“密切关注”比例最低的人群，仅为14.2%——这类要为结婚而买房的人，反而不太关注楼市。

        那么他们关注楼市的理由是什么呢？已经付清房贷和正在付房贷的这部分人，他们关注涨跌，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决定是否重新入市，是否要将现在所居住的房子重新放到市场上，滚动运作。相比之下，没有房子的人的愿望低得多。而其他两个选项，选的人就比较少，一个是通过房价了解社会状况，一个是在媒体轰炸的情况下关注。

        如此高比例的关注度及其关注理由意味着，有大量首套房的拥有者仍然期待或考虑重新入市。“改善性住房”就是由此推出的一个概念。对他们而言，住房尽管不能彻底成为一种资产（前面说到，人们不认为房价上涨自己就赚到了钱）——其功能仍然是供自己和家人居住，但将居住的空间及时、积极地投入市场并加以扩大或改善，恐怕正是其参与市场的主要方式。

什么是“住得偏小”？

        人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住房投入到市场里面呢？

        “收入”对“实际居住面积的感受”的关联显示，除了年收入在30—50万、100万以上这两组之外，其他各组“感到偏小”的比例都超过了45%。

        而在未购房者这边，“收入”与“理想居住面积”的关联则显示，希望住111—130平方米的未购房者中，来自1-5万年收入的人，占31.3%，这一收入群体占总受访者的21.1%——这非常可怕，年收入在这个层面，如何能完成自己的梦想呢？6—10万年收入者，占36.1%，该收入群体为总受访者的29.3%；来自11—15万收入者，占15.7%，该收入群体为总受访者的13.9%。而选择130平方米以上为理想居住面积的人中，来自1-5万年收入群体者占37.3%，来自6—10万年收入者占23.5%。

        在城市里，怎么住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解决。当人们总是想越住越大时，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无论有房子的人，还是没买房的人，收入和理想居住面积之间都没有正相关性。并不是说收入高的人就能住上自己认为理想的面积，收入与满意度之间没有正相关性。

        “偏小”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生活感受——我相信是有实际生活感受的，比如小孩出生了、父母来住，但更大的程度上，不如说它是一种弥漫在社会之中的普通情绪或欲望。这无法用实际的住房供应来解决。

        这一欲望和实际的居住需求相裹挟，创造出了“改善性需求”的概念。上述数据说明，由社会制造出来的情绪和欲望，无法用实际的收入和面积的供给来消除。因为无论收入多少、居住面积多少，总是有20%以上的人感到“偏小”。

        如果我们相信有所谓“改善性”在，那么，什么是我们需要改善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如果改善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不是真正的改善，因为这时所有“改善”都会转化成购房者的压力，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让购房者感到自己无比屌丝。

        尽管住房市场得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越来越多的人把住房视为资产和投资的方式，为子女争夺进入城市的权利。不过，都市青年对住房和资产关系的理解，仍有相当的含混之处，并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一方面，他们倾向于将房产视为家庭资产的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拥有产权房和尚未购房的不同群体），而另一方面，在估算近五年来的财产增长时，又往往不把住房视为家庭财产的增长的来源（只有14.9%的人会将房产的增值估算在内），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住房只是居住的功能，不可能作为保值的商品，不可能用来养老，等等。

        这一既合乎主流又难免自相矛盾的理解，构成了当前都市青年理解住房这一特殊类型资产的基本特点。但与此同时，住房贷款、房屋置换引导更深地卷入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而非退出。这和其日常生活中的资产感觉，既是不一致的，又是并行不悖的。

        “居家理性”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对社会交往的理解。我们调查发现，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之后，人们交往的圈子范围反而变小，更多的人想在家中，而不是去和别人交往。还有，关于“社会想象”，我们调查的都市青年认为社会对自己产生了高度压迫，但同时又认为城镇化是完全正当的，不需要重新思考，认为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食品和教育，因为这才最与他们切身相关。还有“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家’的含义”，我们希望这个调查做出来之后，能对“居家理性”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内容来自作者6月22日在季风书园“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分享，原题为“城市青年的‘居家理性’：以上海城市青年为例的分析”，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