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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书︱当美国人在讨论太平天国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什么

广隶

2014-08-07 08:58

来源：澎湃新闻

最近，美国人又开始讨论太平天国了。2012年底至2013年初一连出版了两本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梅尔清（Tobie Meyer-Fong）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和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与太平内战的史诗叙述》（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后者还拿到了著名的Cundill 史学奖——传说中奖金最多的史学著作奖。借此东风，太平天国又回到了公众与学界讨论的视野中心。

梅尔清：《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

普拉特：《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与太平内战的史诗叙述》

在两书开篇，二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太平天国研究并不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乃至并不为人所知，用普拉特的话说，他“接受了十二年的公共教育，四年的高等教育，一直到去中国待了近一年，才听说太平天国的存在。”在他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自己的内战占据了史学关注的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人普遍认为，19世纪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论它内部的战争的规模有多大，都与外人无关。

这种将中国视为一个静止的帝国的看法，当然源自费正清以降长期制霸北美中国研究界的“冲击-回应”模式，而普拉特此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出了自身的特出之处，通过对中西外交史料的考察，他指出，这个貌似“封闭”的国家事实上早已深刻地契入当时大英帝国主导下的19世纪全球经济体系：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一经济体系的运作不断从中国抽出白银，导致白银短缺，赋税激增，从而催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另一方面，中国对印度鸦片的需求及本国茶叶的出口，与美国的棉花出口一起维系着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本土的军政运作——仅英政府征收的茶叶进口税，就足以抵偿英国皇家舰队的开支。也正因此，一旦太平天国运动威胁到江南地区的茶叶市场，其后果将不仅是本土茶农的破产与流离，而是当时全球贸易与金融秩序的崩溃，英国对太平天国之战的介入，也由此变得不得不然。

换句话说，太平天国的出现与消亡，都无法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得到充分解释，甚至无法在中-英外交史的框架下解释，它是19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是一个全球史事件，涉及这一格局中的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普拉特的话说，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内战以重启棉花贸易，但却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也正因此，它才得以在不干预美国内战的前提下熬过经济危机。或者换句话说，“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由于这一历史关系的长期淹没不彰，美国人也自然将太平天国高高挂起。梅尔清回忆她“在课堂上教授太平天国史的时候，总会提到大量人员伤亡，我也会强调这场运动的宗教性，我对学生说，洪秀全自认为是耶稣的弟弟，美国学生当然会觉得可笑。课堂上很快讲完太平天国，然后我就开始讲同治中兴。”

梅尔清的寥寥数语，涉及到北美太平天国研究史上的一些有趣的问题。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仅“美国学生”，大概整个美国学界都会觉得洪秀全，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是“可笑的”——反文明、反理性、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这样的评断其来有自，背后隐绰的正是麦卡锡主义反共史学的暗影。在冷战意识形态下，太平天国被塑造为一个“滑稽的宗教狂热”的产物，其意识形态是“非中国的”、其体系是“原始的”，其领导者是“粗鄙的”、“自恋的”：洪秀全“显然是个疯子”，其他领导者则“搬弄粗糙的宗教语汇以自我标榜。”

通过改写自西方引入的意识形态、引发群众性的狂热、领袖的自我神化……诸如此类，无不是在隐射当时的共产中国及其执政者，对太平天国的评判，也应由此被读作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美国、文明/野蛮、自由/专制、理性/狂热，这一系列的冷战二分法不仅支配着当时人们对太平天国的认识与想象，同时也反过来强化着美国人对共产中国的恐慌与隔绝。无怪乎当时的北美太平天国史研究大家戴德华（George Taylor）同时也抱持着坚定的反共立场，甚至愿意出庭证言拉铁摩尔曾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学术与政争从来难以割离。

当1949年之后的中共官方史学将太平天国打造成一场农民起义，一场革命，并将其纳入线性的、进步的革命史叙事之中，以证成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时，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佬也正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在这一叙述中，太平天国即是共产中国，洪秀全即是毛泽东，圣经即马列，而太平天国的残暴与原始，则成为共产中国的前世投影，更成为西方观照自身之“文明与进步”的彼岸他者。梅尔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共史学恰是同期中国的革命史学的镜像，两者虽然结论相反，但其基本学术方式、叙事逻辑却一体同胞，殊途同归。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梅尔清与普拉特缘何反复强调他们将太平天国定义为一场“内战”，而非“起义”或“叛乱”。对他们而言，不论是将太平天国定义为“叛乱”的清廷、英军、反共史家，还是将其定义为“起义”的太平军与中共史家，都共享着上述的叙事逻辑，而只有对这些概念保持警惕，才能够避开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陷阱，重新建立自己的历史叙述。

有趣的是，梅尔清与普拉特都是史景迁的学生，而他们两者的关注焦点与史氏那本著名的《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正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在概念指称的更新创制背后，也是学界风向的代际交迭。史景迁所费劲心力试图回答的，依旧是“一个疯子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基督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基督教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恰是美国人对太平天国发生兴趣的最初原因。最早一代的传教士、外交官员、观察家与中国问题研究者围绕着太平天国所信奉的宗教，是否可以被视为是正统的基督教的问题辩论已久，这些争辩根底处的关怀所系，则是中国是否有可能被转化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大哉问。

史景迁：《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此一问题余波不断，即至2004年赖利（Thomas H. Reilly ）所著《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bellion and the Blasphemy of Empire）中，依旧可以见其流风余绪。值得一提的是，帕特森（Katherine Patterson）的一本小说《太平天国的叛乱者》（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也借着此一历史事件，追问上帝之爱与战争暴力的问题，可见这一问题框架的流传之广。而这一提问方式的基本结构，正是之前所提及的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中国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的、僵滞的老大帝国，不具有自我革新的内部动力，只有在外界的冲击下——不论其为基督教的传入还是跨国战争的开始——才能走向现代。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是对西方的回应。在这一叙述模式背后，依旧是一种以西方现代化路径为主导的线性史观。

赖利：《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

帕特森的小说《太平天国的叛乱者》

也正是这一史观，成为后世史家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对，柯文（Paul A. Cohen）等一批学者标举所谓“中国中心观”，强调摆脱西方历史叙述的宰制，“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此前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孔飞力（Philip Kuhn）、韩书瑞（Susan Naqui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一代中国研究者开展了对19世纪农民起义、地方叛乱与造反的研究，试图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动力。不过，对于梅尔清与普拉特而言，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似乎依旧不够充分。用梅尔清的话说，“尽管这些作品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于此前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的研究，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依旧关注着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关注着他的宗教想象或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内容。”

而对梅尔清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面对战争与死亡时的犹疑、恐惧、创伤与回忆。无独有偶，田晓菲年初刚刚翻译出版一部关于太平天国的回忆录《微虫世界：回忆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果》（The World of a Tiny Insect: A Memoi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Its Aftermath），同样意在呈现民间的创伤回忆与战争经验。如果说普拉特的著作将太平天国提至全球史的框架中加以审视，那么梅尔清与田晓菲的努力，则是在将我们的视野不断降至民间，降至个体，降至历史的褶皱与伤痕中留藏着的隐痛，并以此不断促使我们反身自问，当我们在讨论太平天国时，我们在讨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