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忆王震: 中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人物

编者按：

        李敦白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他出生于1921年，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袖以及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有交往。

        作为外国专家，他一腔热情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文革”中红极一时，一度成为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号人物。

        李敦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研究员一起完成了口述历史著作《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由青豆书坊出品。

        经授权，澎湃将陆续选刊其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王震是我最早认识的八路军将领。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上海，是徐迈进带我去见他的。他穿着国民党的将军服，正被一群募捐的学生包围，他给了一点钱，说：我是个八路军的穷将军，没有什么钱。后来我去湖南调查灾情，路过武汉，到德国人开的德明饭店（中原军区在那里设了办事处）去见他，他像看到老朋友似的热情。

        王震给我介绍了一个人，姓毛，他说是毛主席的亲戚——恐怕是他编的，让他跟我去湖南，帮助我调查。后来我们到长沙，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女青年会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王震指派的人不能来了。离开长沙后，我们去衡阳，过衡水时坐的是一条木船，在这条船上，我碰到了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年轻士兵，叫张德明（音）。他告诉我，他被派到印度时学会了开车，在青年军中做运输工作。他的老家在保定附近，属解放区，家乡搞了土改，生活比过去好了，他还说他很喜欢八路军。我说我要下去调查灾情，调查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但感到很困难。他马上说，他去跟长官请假，陪我去。结果我那两个同事找当地官员了解情况，他在下面跑，收集的材料非常丰富，都是真人真事，我主要根据他的资料写成报告。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人是王震安排好的，还是碰巧遇到？巧合的可能性总是有，但这也太巧了。  

        后来我被派到宣化店工作，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与王震一起散步聊天，他说，他要把我带到前线去，看看部队的那些小伙子，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王震跟我讲过他的身世。他小的时候，在铁路上的一个英国人家里当过佣人，整天干粗活，他恨透了这个英国人，有一天打死了主人家的爱犬，跑出去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排外主义特别严重，痛恨所有外国人，申请加入青年团时，因此而未被接受。不过，他说，后来他的觉悟提高了，不盲目排外了，也接受了我这个外国朋友。王震是个热情似火、对朋友赤胆忠心的人，一直到最后，他都对我特别亲热。

        他对部队的感情很深。他告诉我，有一次一个手榴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的警卫员把他扑倒在地保护了他。 

        王震脾气比较粗鲁，不过他很怕他爱人王季青。我在张家口给电台的人上英语课时，王季青抱着王之来听课。后来王之担任电子工业部的领导，有一次和美国公司谈判，我们俩吵起来了。我对他说，你别跟我嚷嚷，你这么点大的时候，你妈抱着你听过我的英文课。他马上不吭声了。     

        中原突围后，王震回到延安。好像是1946年的11月，天气很冷。我到四十里铺去迎接三五九旅，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这么冷的天气，王震和一些干部穿着布鞋，大部分人穿的是自己编的草鞋，那些战士看上去真小，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一个班里面，可能有一半的人拿步枪，有些人拿红缨枪，还有少数人拿棍子。三五九旅还是最精锐的部队。所以当时毛主席说每个月要消灭国民党十个旅，我真希望能，但觉得不可能。  

        在延安，王震给过我一袋子苹果，说是南泥湾生产的。     

        解放以后见面的次数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王震、还有煤炭工业部的部长高扬文在中山公园见面，我们在一起照了相。还有一次是他转送了几件新疆生产的衬衣，说是王恩茂送给他的。

        我们回美国定居前去见王震，当时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说，以前你经常给我们介绍美国的医生、教师、新闻记者，现在不需要介绍这些人了，你回去后介绍些财团人士给我们。我说，我从小是干革命的，最反对财团人士，也不认识他们。他说，我们都要重新学习嘛，你看我一直是当官的，现在也要重新学习。我们带了他的嘱托回去，后来搞咨询、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跟王震的要求有关系。对于另外一些人的要求，我们就没有理睬。有人想让我们假装不爱中国，不说中国的好话，多搜集美方的情况向他们报告。这不是我能干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不好办，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之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想，一方面因为我坐过监狱，经受过考验，可以信任，另一方面，以前我也常给他们反映外国人的情况，以改进工作。我没接受这个要求，也许直到今天，都算我表现不好的事实吧。不过我们确实听了王震的话，介绍了许多美国老板到中国投资。

        上世纪90年代初王震还去过一次美国，当时他已发现癌瘤，先到杜克大学医学院治病，然后去洛杉矶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在上海组装飞机的合同。他在洛杉矶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孤单，希望我们去看看他。我去看他，陪他上街，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国农民，他觉得很自由，神色得意，说，你看，这些美国人看我，我就是一个中国老头。他老跟我开玩笑，总说“贵国怎么样怎么样”。王震给人的感觉是个粗人，但听说他其实很喜欢做古诗。 

        最后一次见王震是在北京，他骨折住院。王震有一次去看彭真，两人告别时彭真摔倒了，倒在王震身上，结果王震的腿折了。我们正好在北京，王季青打电话给我们，说老头住在三零一医院，很苦闷，你们有时间就去看看他，聊一聊。这次见面，我们觉得王震思想比较偏激。  

        我觉得王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英雄人物，赤胆忠心。当然他们也都带着自己生长的社会的烙印。我不赞成他后期的某些政治观点，但作为朋友，对他很欣赏，他对友谊非常忠诚。丁玲遭难时，他把她接到东北，丁玲认为这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我本人也受了他的恩惠。我在“文革”结束后很快获释，要感谢王震。后来王震跟我讲，1977年的时候，他从在押犯人名单上看到我的名字，就去找李先念，说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还关在里面。他们一起去找华国锋，把我放了。所以“文革”后我出狱是比较早的，比丁玲、王光美她们都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