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忆陈毅：勇气、胆量、智慧、幽默的集合体

        作为外国专家，他一腔热情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文革”中红极一时，一度成为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号人物。

        李敦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研究员一起完成了口述历史著作《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由青豆书坊出品。

        经授权，澎湃人物将陆续选刊其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第一次见陈老总，是1947年底在太行山区涉县的新华社总部。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有序撤退。新华社不但是中共中央的喉舌，是中共与外界联系最重要的管道，在首脑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情况下，它还是中共存在的标志，因此，早在1946年11月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方针之后，新华社就制定了周密的梯队式撤退方案，以保证播音和出版工作的连续性。

        后来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撤退转移过程中，新华广播先由陕北子长县史家畔的战备点接替延安的全部广播业务，再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按中央指示在太行山区涉县西戌村组建的新华社临时总社接续广播，直到总社人员到达。期间，三地电台接力播出，一天都没有中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是3月14日随新华社大队人马撤离的，由社长廖承志带领，先按计划撤到子长县的史家畔，停留几天后，东渡黄河，经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经过耗时三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于7月上旬到达涉县西戌村。

        陈毅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各解放区之间逐渐打通，军事行动和后勤配给相互支援，华东的陈粟大军在粮食、民工、被服、经费等方面，得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大力支持。

        1947年11月上旬，为与薄一波等商讨破袭陇海铁路的大军供应计划，陈毅离开华野司令部前往邯郸，11月底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冶陶在武安县境，但离西戌不远，陈毅同志特意到新华社看望大家，他站在一个百姓院子的露天台阶上做报告，介绍战场情况，鼓舞士气。

        他告诉我们，毛主席提出不打无把握之仗，得有绝对把握才打。所谓绝对把握，首先是地势有利，其次是粮食弹药充足，我们比敌人多两三倍的兵力，而敌人疲惫不堪，有这个条件就打，否则就走。每一个地方都创造这样的条件，把国民党部队一个一个消灭，让他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陈总提出要见我。一见这个人，我就觉得亲切。

        陈总个子不高，比较胖，头发稀少，但是非常精神，很活跃，走路风快，说话声音较低沉，像个唱黑头的，很幽默，很直爽，很可爱。他说话非常风趣。陈总跟我讲了许多话，其中说到，我是野战军，野战军么，就是对敌人野，对自己人不野，对自己人很亲。

        这个“很亲”的感觉，我保留了一生。当时我和魏琳结婚不久，她也见了陈总。后来到北京，大概1956年或1957年吧，他来电台视察工作，我介绍了玉琳，他说：哦，原来不是这个夫人。到北京后，50年代他来电台视察工作时我们见过，但这些属于工作性会面，印象不深。

        关于解放初期的陈毅，有两件间接获知的事情值得一说。

        其一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外交文件上提到一件事，上海刚解放的时候，一个名叫周明的人几次找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马康卫（Walter McConaughy），表示陈毅市长愿意跟他会谈，商量改善中美关系的办法。但领事不能确定周明的身份，未敢接触，只向国务院做了报告，1950年撤走了领馆。上世纪80年代周明去世，李先念致悼词，说他是一位模范的地下工作者，才知道美国领事误了事。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美国的一个高级外交官亲口跟我讲，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一开始很僵，大家都有些焦虑。有一天他上厕所，碰到中国的陈毅团长也来厕所，洗完手，陈毅与他握手，很诚恳地说了一些话，但他没有听懂。他一直自责因自己不懂中文误了事。当然，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回应了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哈里曼（W.Arerell Harriman）的好意，两人握了手。两国政治家多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握手，引起国际关注。

        从以上两件事情可以看出，解放初期中国的外交政策虽是“一边倒”，但并不僵硬，陈总无论是作为地方大员还是中央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都表现出全局观和灵活性。

        到60年代，我和陈毅开始有比较多的个人接触。看得出来，他显然也比较喜欢我，当然，他对我亲切，更与他的工作有关。他是外交部长，是分管外事工作的副总理，我虽然是中共党员，但同时也是“外国专家”，指导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生活，在他可能是“分内之事”吧。

        1962年的一天，我们到北京一个剧院看四川话版的话剧《抓壮丁》。坐下时，后排还空着几个座位。开演后，有人从背后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陈老总。他说，给你介绍我的朋友。原来是英国代办。

        陈总道：代办先生的中文很好，但我怕他听不懂四川话，特意来给他做翻译。看戏的时候，他们一直有说有笑。当时，因为香港问题，中英关系紧张，前几天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声讨英帝国主义。

        同年较晚时候，中印发生边界冲突，陈总从前线回来，带回一条大蛇，请我和玉琳去吃蛇肉，只有我们两对夫妇四个人，聊天比较随意。

        我问他，中国军队从喜马拉雅山下去就是印度阿桑省，再往南二百里就是加尔各答，扑下去很容易就可以占领那些地方，为什么不往前打，反而撤回到原来的边界线呢？他说，嘿，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么难管，不可能再去管别人的事，我们也不要他的地，也不要负责管。

        他还说，这些印度兵很可怜，军官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他们都吃不饱饭，我们拿馒头给他们吃，嗨，他们恨不得马上跑过来呢。说罢哈哈大笑。后来，中国军队把缴获的汽车给擦干净，修好，还加满汽油，让他们开回去，把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打包整理，全还给他们。对俘虏的优待就更不用说了。真正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和深谋远虑。

        陈老总办外交，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非常好，在坚持立场的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浓重的人情味。

        陈总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战场上的身先士卒精神，在他领导外交工作时也得到体现。

        印度尼西亚曾是新中国外交的亲密伙伴，但反共排华暗流汹涌。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发“九三○”事件，华侨遭到大规模逮捕和杀戮。中国两年后才与印尼断交。

        可想而知，这段时间内，中国外交人员的处境险恶。陈毅要求到印度尼西亚当大使，他说：我干革命不是了为当外交部长，我派人出去受气，自己不去，对不起人。他跟我和斯特朗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毛主席当然不会同意他去。

        “文革”初起时，玉琳在外语学院读书，陈毅曾到学校讲话，会前碰到她，很亲热地打招呼，问她学得怎么样，她说不怎么样，年纪大，学校的党团工作多，家里孩子多，忙不过来。陈毅又问孩子谁管，问我怎么样，让玉琳好好学习。玉琳是“保皇派”，我呢，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按说我们俩应该冲突，但我很支持她，为什么？因为她保陈毅。

        1966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见到陈毅，发现他又瘦又苍白。他在前排站着，这次我们没有交谈。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7年5月2日晚上。

        那天，我和玉琳到人民大会堂看京戏，应该是样板戏吧，当时不可能演出别的京戏。毛主席、林彪他们全体都去了。演出快结束时，一位军队干部走过来对我们说，陈总请我们演出结束后留下，他要找我们谈话。

        陈总把我们带到不知哪个省的接待大厅，他自己从墙边拖了两把大椅子到房间中央，我也跟过去拖了一把。我想他是怕“墙中有耳”吧。就我们三个人，坐在大房间的中央。

        这次谈话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劝我。当时我很“革命”，把自己的工资减少一半，所有的专家待遇都不要了，搬出了独立的专家办公室，跟大家一起在大办公室办公，汽车也不坐了，改骑自行车。

        他说，你吃穿住都和我们中国同志一样，工作很辛苦，这都很好，但我的意见是，为了做好外国专家的工作，不要那么突出，你的生活习惯应该像他们那样，不要显得跟中国的无产阶级似的，这样会跟他们疏远，反而不利于工作。

        他讲得对，但实际上我没有听他的。后来他又分析国际局势，说，美国在越南打仗，不很久的未来是会结束的，结束以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变化，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也会变化，我们应该多考虑，心里要有个估计，将来怎样应付这个局面。

        玉琳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攻击，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有些同志对我的作风提了意见。我说，据我了解不光是作风的问题，事实上提了很严重的意见，提了“修正主义”什么的。他笑了，没加评论。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陈老总。

        “文革”中，我们都听说过一个传言。当时流行打语录仗，陈毅挨斗时，说：请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271页，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实际上《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

        当时我们都相信这是真事，现在大家认为只是一个传言而已。毛主席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不仅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据《陈毅传》，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时，毛主席向他介绍陈毅，说他“是多年来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当时陈毅刚从华东调到中央，准备主持外交工作。

        问题是，被毛主席称为“好同志”的人决不会限于陈毅一人，老干部在“文革”中更是集体受害，为什么这个传言只安到陈毅头上？我觉得，陈毅是勇气、胆量、智慧、幽默的集合体，这个传言，只有在他身上才是可信的。

        陈毅同志，他是横扫千军的元帅，他是才情豪迈的诗人，他是痴迷的棋类爱好者，金刚怒目和春风化雨，脾气耿直和生性幽默，领袖风范和文艺气质，那么奇妙地合为一体，让他拥有了巨大的个人魅力，这种个人魅力，在军事家和政治家身上是多么的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