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勤: 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国家，不可能建在无根群体上

        “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建设性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无根的群体上。”——邵勤，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上做了一场题为“空间和情感的转向——毛时代中国第一代城市婴儿潮人群的错位研究”的讲座。 这是她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邵勤教授把从1947年到195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划分为毛的中国第一代婴儿潮人群，她本人也是属于这一代人。诞生于新中国第一代城市婴儿潮中的人们，一生经历了人生与工作中的多次错位。他们幼年经历了由频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造成的家庭离散，青年时代离家下乡插队，毛时代以后又经历回城工作和改革开放的巨变，人生经历一再脱轨。

        讲座探讨伴随这一代人始终的对人生的安全感、确定性的缺乏以及由此对他们个人、对当代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

        以下是澎湃记者对讲座所做的摘录:

        我所讲的这一代人出生于1947年到1959年。1947年就是战后的一代人，这跟西方讲的婴儿潮，比如美国战后，也就是1945年这一代人是比较接近的。苏联也讲它的婴儿潮，大致是1945年以后，因为我们二战以后还有内战，内战造成很多的动荡和灾难，不是一个很好的生育环境，所以我就从1947年开始。

        这一代人大多数是在1950年代出生，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是被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特别有幸福感的一代人，可是这一代人到了文革以后就被称为失落的一代，还有一本书就叫《失落的一代》，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个转变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我想研究这个问题。

        一般认为建国以后，当然这个概念就是说“新”中国，“新”中国跟旧中国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不仅它是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它带来了社会稳定，“新”中国不再有战乱。当时“新中国是意味着和平”这个概念是很强的，很多家长给孩子起名就带有“和”，“平”，“新”等字。

        这是当时和后来长时期内的错觉，从理论上说， 战争结束了，新的政权建立了，中国社会应该安定下来，可实际上，毛时代的中国一直在折腾，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接踵而来。 这种折腾是对人的折腾，它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有普遍的影响，所以社会、国家和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言。

        学术界至今基本没有对这批人作为一代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现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有很多人研究，可对孩童时代的研究经常是边缘的东西。

        尤其是国外对孩子，婴儿时期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从出生就开始接受外界影响，所以孩童时代是否稳定，他所受到的周围的影响是否积极正面，对他的一生都有重要的关系。可是我们就是太忽视了，所以我就想从孩童时代开始研究，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动荡，对着一代人有什么影响。

        人类在地理和空间的迁移，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人类社会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这是一个本性的问题，但是我要研究的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由政治强制手段执行的这样一个人的迁移，。大致有四个种类——

 以前的中国是执行流放的天堂和流放者的地狱

        流放在1950年代，196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中是最普遍的。当时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反右也好，三反五反也好，等等，里面有一个很一贯的现象，那就是所有受到冲击的人都被发配到农村去，发配到边疆去，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像丁玲这些都是流放到北大荒去了，很少有人能够逃离这个惩罚。因为这个就符合我给自己起的定义，第一这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第二这是由政治强制手段执行的。没有这两点这些人不可能会离家出走，到遥远和荒僻的农村和边疆去。

        流放是古代社会就有的，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手段，是非常严重，非常残忍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类依赖于我们的生存环境，是社交动物，我们要跟人有联系，有接触，才会觉得生命有意义。

        流放就是迫使你从受到保护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中迁出去，给你除根，然后把你送到边远的地方去，让你一个人在孤独中度生。孤独、孤立、孤寂不仅会导致心理郁闷，还会造成生理的疾病和死亡。现在国外有很多对这方面的研究。

        当时政府把这些人送去流放了，比如说反右就把55万人送走了，有的送去劳改农场，有的送到农村和边疆去了，有的也送到监狱去了，这个做法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不仅把这些人给流放出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比送到监狱里面判刑的人还有更大的困惑，你如果是判了他的刑，他还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有可能10年徒刑。

        可是你被流放了，当时没人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是很随机的东西，如果毛一直在掌权，这个运动一直不结束，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回来，那也永远没有机会跟家人团聚。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惩罚。

        今天如果把你送出去流放了，不是到一个集中营里面，就是叫你到贫穷和遥远的农村和边疆去，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流放，因为现在制度比较宽松，交通也发达，你如果要回来你可以回来，这个对户口的控制也不像以前那么严格，所以要执行流放就比较困难，劳改农场现在也有很多改变。

        可是毛时代的中国，你如果要用流放惩罚人民，那是一个执政者最理想的天堂，而它又是流放者的地狱。为什么呢？当时城乡差别巨大，实际上是两个世界的差别，不是一个国家里面的差别，农村是那么艰苦,把你完全放在那里，要生要死，就随你去。边疆和内地的差别，沿海城市和内地的差别，是巨大的，农村物质的贫乏是不可思议的。

        我有一个上海同学，当时到江西去插队，她说农忙季节要来了，一个生产队有五六个学生，因为农忙没有时间做饭，他们说到县城买一点酱菜，这样农忙的时候可以就饭吃，结果他们一帮人就走向县城，可是那是江西的山区，他们不知道县城在什么地方，农民从来不出去，他们走了7个小时，走到一个地方，是上海搬出去的三线厂，一帮上海人看到他们，说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我们要到县城去买酱菜。那些三线厂的工人说不要去了，你走到天黑都走不到的，我们给你一些酱菜，你们回去吧，他们走了7个小时再回来，你想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要逃都逃不出来。

大跃进让很多人失去了家庭

        另外一种身体的迁移，几乎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副产品，比如大跃进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房子。因为大跃进的时候不仅让你把铁的东西取下来炼钢，而且有很多的家都给摧毁掉了，因为用砖等等可以造大食堂等各种东西，所以有人就没有家园了。

        “文革”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文革”开始的目的不是叫学生都到农村去，可是“文革”有2000万的知识青年失去了家园，到农村去了。后来毛就说去是好事，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当时去完全是因为就业问题，要保证社会的安定，因为到1968年红卫兵动荡了一段，没有事做，有一大堆知识青年在社会上游荡，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加之当时小学没有关闭，中学生不走，小学生不能够上来，所以，当时山东和黑龙江就开始试验，把当地的知识青年动员到农村去，我们广阔天地可以接纳很多人。所以这以后就被中央推广了，赋于政治意义。

        当然有人说上山下乡你可以不去啊，可是不去是很困难的，我当时就知道里弄里面一天到晚敲锣打鼓来动员你，你能受得了吗？再说你在家里日子也很难过，你又没有事，你无所事事，没有目的，又没有工作，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就走了。

        当然当时也有很多人兴高采烈地走了，有人说这个不是被迫的，很快就心灰意冷，一看农村的现实是这么一回事情，贫穷落后，也有知识青年被强奸的，饿死的，出事故的，做小偷的。知识青年当初在农村偷人家的鸡是很普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食品，没有吃的东西，他们不能够养活自己。

        死亡的阴影伴随我们一代人成长

        第三种造成身体的迁移，那是由于人为的经济灾难，大饥荒是一个例子。 大饥荒现在我们还在不断争论到底有多少人死去了。这种大批的死，尤其对活着的人是一种错位，因为很多人家里失去了父母，孩子成为孤儿了，所以我就说要研究孩子，孩童时代。

        我舅舅、舅母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期都去世了，他们的6个孩子完全成为孤儿。我舅舅去世时肚子很大，当时叫做黄疸病，很普遍。我家里当时死了那么多人，每死一个人我们都要去的，我记得每次去时总是下雨，大概死人总跟这种阴天下雨联系在一块儿的吧。我又很小，家里很大的表哥要背着我回来，我就扑在他们背上，总是晚上回来，在泥泞的地里走着，还要背着一个伞和手电筒。据说，我那时候就说，以后外婆家谁死了我们都不来了，就是死亡当时是笼罩着我们这一代人，死亡的阴影伴随着我们一块儿成长，就是这样的。

        很多孩子变成孤儿以后，就被遗弃了，当时亲戚也不能够收容你，他们就出去为自己的生存做斗争，就要去偷，去抢。当时就有收留这种孩童的中心，对这些孩子来说，失去家庭和父母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身体、物质、空间和感情的错位。

政治表现不好，就可能一辈子分隔两地

        第四种大家恐怕不认为是一个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强制性的错位，那就是工作分配。可是我把它归成这一类，因为当时没有一个自由的工作市场，或者劳力市场，工作分配是由国家规定的，而且由于工作分配是跟你一切其他的福利有关系的，你的住房，你的健康保险，你孩子的教育，甚至口粮，一切都有关系的。你说你可以不去，当时也有人不去，就成为社会知青，可是你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大多数是去的，不管你分到什么地方他都去的。

        还有很多三线的，像我刚才讲的三线的厂，那几千几万的人连着家就一起去了，或者父亲去了东，母亲去了西，实际上是没有多大选择。就包括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当时的人谈恋爱，在大学里面谈恋爱是很可能就要结婚的，不像现在，你谈谈就吹了，然后再去谈，当时谈一个恋爱是很重要的，很正儿八经的，大学里面可以决定是把你分配到一起去，一块儿东北去，还是把一个分到东北，一个分到西北去。如果你出身不好，或者领导不喜欢你，因为种种原因，他可以把你分到一个东，一个西，这里面现在有很多回忆录都讲这个东西，是很普遍的，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所谓的政治表现不好，就可以把你一个分到东北，一个分到西南，或者就拆散了，或者就一辈子分居两地，过年才能够见面。当时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认为这也是由政治权力造成的地理错位的一个方面。

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建设性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无根的群体上

        我最后要做一个总结，研究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当然我所研究的就把空间和感情，人体的错位一块儿联系起来研究，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什么东西？人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生存的，每一个人、家庭、社区，都有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不仅是物质的生态系统，你可以有水喝，有饭吃，你需要什么物质的东西能够得到。

        另外还有一个是你感情的生态系统，这个感情的生态系统是和物质的生态系统有紧密联系的。失去后者，前者便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我们以前对这个东西很不重视，认为感情的生态系统是不可以触摸的东西，而且我们认为感情是不重要的，我们动则迁移几万人，破坏了他们的物质和感情的生态系统。我们所重视的是重建他们的物质的生态系统。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办到的。但是如何重建他们由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形成的感情的生态系统，重建他们的感情、文化、传统的根基，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目前对感情的生态系统的不重视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就认为感情的生态系统对你的健康，寿命的长短，疾病的增生都有很重大的关系，可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重视的是温饱小康，我们就很少顾及这些东西，等到温饱小康过了你要重视生活的质量了，你才会真正的重视你的感情的生态系统。

        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大学有一个人类学家叫David Vine，他研究在印度洋群岛里面一个叫查克斯的群岛，里面大概有几千人，那里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在1970年代左右，英国就把那一块岛让给美国了，为什么呢？美国要在印度洋当中建造军事基地，这样可以控制海湾。 这个军事基地在美国的海湾战争中很有作用。那么上面有那么多人怎么办？他们居然说这些人都是季节工人，实际上他们是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他们就在那里种种椰子树，这是他们为生的东西，他们在那里很愉快，环境很好，空气也很好，结果一下子就把那一帮人放到临近的岛屿去，你知道临近的岛屿有多远？最近的岛屿是1200海里，他们还能回来吗？永远不能回来了，还有一些人是被送到英国去了。他们流浪在异国他乡，饱受贫穷、失业、无家、被歧视和思乡之苦。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1970年代开始，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就死掉了，他们死于什么病呢？他们自己有一个名称，实际上是忧郁病，叫做SAGREN，现在这个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种疾病，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David Vine就研究他们，当你生了这个病以后，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救你，实际上这个病是什么病？就是相思病，心痛病，所以David Vine把它叫做“Root Shock”（对人的根的撞击），他们的心被撞坏了，这样就活不下去了，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要回归家园的希望，他们得到英国社会里面一帮人权运动律师的支持，居然把英国告上法庭，结果几年前英国法庭最高法院判处他们获胜，说当时英国和美国结合起来驱逐他们是非法行为。可是现在美军基地已经造在那里了，他们仍然不被允许回归。 再说,怎么样恢复他们的原来种椰子的生产环境也是一个问题。

        你想美国、英国是超级大国，尽管最高法院判处那些被流放的人是对的，有理的，他们还是不能够回去，现在他们已经告到欧盟的法院，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人的物质和感情的生态系统的破坏不仅会造成疾病，会造成人的死亡、短寿，而且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建设性的国家，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无根的群体上，因为你要建立一个民主的、进步的、发展的、健康的国家，你需要人民奉献，你需要人民对国家的进步，对社区的建设等作出承诺，可是无根的人与一切事情、物体、人群和机构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他就不可能承诺愿意自己吃苦和牺牲来帮助建造一个大家可以共享的未来，他没有长久之计和未来观念。

        （本文经演讲人审定后授权发表）

        （录音整理:沈苗）

        演讲人简介:

        邵勤: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现任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著有《培养现代性：南通模范，189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消逝的上海：一个中国特大城市中的家园破坏和反抗》（Rowman & Littlefield, 2013年版）等。邵勤曾任哈佛大学瑞德克里夫高级研究院和德国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的研究员. 她的研究还获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 中美学术交流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等多种基金会的支持. 她目前正从事毛时代中国第一代城市婴儿潮人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