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药之后的奇幻经验

        1973年3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将它的封面报道献给了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用长达六千多个单词的篇幅来阐述他的生平、作品和影响。人物专题报道是《时代周刊》的常规栏目，它涉及的主角必定在政治界、学术界、娱乐界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卡洛斯·卡斯塔尼达之前，《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曾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之后是骨髓移植和现代免疫学之父罗伯特·古德。在所有人类学家中，卡斯塔尼达得到的这种关注几乎空前绝后，为什么呢？这要从他的作品《巫士唐望的教诲》说起。

        在这篇题为《卡洛斯·卡斯塔尼达：魔幻与现实》的文章面世之前五年，也就是1968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开印了卡斯塔尼达提交给该校人类学系的硕士论文，书名叫做《巫士唐望的教诲：亚基文化的知识系统》。

        对于美国来说，1968年是个特殊的年代。尽管当年的美国在经济上正处于二战后到1973年石油危机前的迅猛发展阶段，但是其他方面则是风云突变。政治上，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然而当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带着他尚未实现的梦想死于非命；6月5日，同为民权运动先驱的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弗兰西斯·肯尼迪在他的兄长约翰遭枪击五年之后，也遇到相同的厄运，抢救二十六小时之后宣告不治身亡。外交上，越南战争烽火不断，3月16日发生的美莱村大屠杀使国内的反战情绪达到顶点。文化上，嬉皮士运动方兴未艾，那些诞生于婴儿潮的年轻人热衷于留长发，聆听披头士乐队在11月22日首发的《白色专辑》，吸食大麻和服用其他致幻药物。

        在这片混乱之中，《巫士唐望的教诲》取得了超乎所有人意料的成功：从经济效益来看，它的销量高达三十万册，是当年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作品之一；从社会效益来看，它促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涌向墨西哥索诺拉省，掀起了寻找唐望、学习亚基族文化的热潮。它还让作者卡斯塔尼达变成炙手可热的文化偶像，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和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兹堡并称垮掉一代三巨头的威廉·巴罗兹，意大利电影艺术大师费德里柯·费里尼，以及摇滚巨星、天才诗人吉姆·莫里森等人无不公开表态，宣称卡斯塔尼达的作品给他们带来了灵感和启发。那么，这本影响如此巨大的作品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巫士唐望的教诲》记录了作者在1960到1965年间师从印第安亚基族巫士唐望·马图斯学习巫术的过程。根据卡斯塔尼达在书中的说法，1960年，他经朋友介绍，在亚利桑那州某个公共汽车站认识了唐望·马图斯。他的朋友声称唐望是印第安亚基族的巫士，对药草十分了解。卡斯塔尼达随后努力说服唐望把有关药草的知识传授给他，唐望起初并不愿意，但在卡斯塔尼达的坚持之下，终于将其收为门徒，逐步教他服食仙人掌科乌羽玉属植物（Peyote，即“培药特”，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下同）和白花曼陀罗（Jimson Weed，即“魔鬼草”）。

        在服用这些草药之后，作者得到了各种奇怪的经验，例如，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乌鸦，而且能够飞翔。他认为这些经验是幻觉，但唐望则说它们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相同，是真实的。印第安巫士和他的门徒之间这两种相左的看法构成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卡斯塔尼达服用草药之后经验到的世界是客观实在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世界是终极的实在吗？抑或只是终极实在的表现方式之一？《巫士唐望的教诲》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正是由于提出了这个石破天惊的问题，它蕴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个是人类学上的，一个是流行文化上的。

        现代意义的人类学是随着欧洲列强殖民版图的扩张而产生的；最初的人类学家，比如爱德华·泰勒、刘易斯·摩尔根、法兰兹·鲍亚士等，无不是在感受到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之后才开始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第一代人类学家所致力的是对各种在当时普通西方人看来千奇百怪的殖民地文化进行简单的功能主义描述和分类，力图弄清那些殖民地的宗教概念、亲属关系的社会根源。以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类学家则对殖民地文化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也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解释。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人类学已经变得非常成熟，却也产生了更多的分歧。第三代人类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例如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一派正在结构主义的大路上阔步前进，而以克利福德·格尔兹为领军人物的一派则迈向了符号人类学。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人类学圆满地完成了它的第一项历史使命：推动对异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普通西方人不再将拉美或者东方的原始宗教视为怪力乱神，而是接受了这样的人类学假设：文化是因地区和历史而异的，不同地区的文化都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然而，人类学并没有因此而安然处于胜利的高地，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开始遭到来自学科之内的反省和学科之外的质疑。各种人类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达尔文主义色彩的人类学理论，在认识论上的弊病是西方中心主义；它们将白人社会的文化等同于其他文化的发展榜样，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高级和先进。而在方法论上，几乎所有人类学家都采取了局外人的视角，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圈”的描述近乎无微不至，但是读者仍然不能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看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对这种交换体系抱有什么样的情感态度。

        《巫士唐望的教诲》里的卡斯塔尼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为了弄清楚亚基族的认知方式，他接受唐望的训练，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努力像该部落的巫士那样去生活。这种谦虚姿态也许是源自卡斯塔尼达的拉美裔身份，但无论怎么说，它是空前的，在甘愿放弃原有的知识体系、身体力行地学习“落后”文化的生活方式的西方知识分子中，卡斯塔尼达应该是先行者。然而《巫士唐望的教诲》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而且还是本体论上的。作者激进地提出：既然文化只是社会实在的表现方式，并且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受到其认知系统的制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拥有不同认知系统的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实在是不同的？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实在，只是某个终极实在的表现方式之一？

        唐望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唐望看来，现代人的认知系统和古代墨西哥巫士的认知系统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现代人与古代墨西哥巫士所处的是两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世界。唐望在书中向作者指出：“你不能把日常生活的世界当成某个跟个人相关的世界，认为它能够造就我们或者毁灭我们，因为人的战场并不在于他与周遭世界的斗争。他的战场处于地平线之外，处于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人不再是人。”

        根据唐望这个派别的巫士的理论，宇宙间的万物无非就是能量，若是经过长时间的修炼，他们便能够拥有“直观”（中译本作“看见”）的能力，能够直接看到能量在宇宙中的流动，而非只看到能量流动时的各种表象。而整个宇宙中的能量又可以分为两种相辅相成的能量：有机能量和无机能量，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意识。唐望说古代墨西哥的巫士发现，地球上全部有机生命（包括人类）都是有机能量的聚合；而巫士（实际上也是地球上每个人）的最高目标，是争取突破意识的限制，去成为不受任何具体形态限制的无机生命，从而获得彻底的自由。

        这种激进的理论并没有得到人类学界的普遍接受，但却令万千普通读者为之耳目一新，这就引出了卡斯塔尼达在书里提出的问题在流行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1940年，美国的GNP仅为两千亿美元，1950年变成三千亿美元，而到1960年则惊人地增长到五千亿美元。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产业转型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些工人的身份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可惜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精神文化领域的开放。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任总统对外奉行冷战政策，在欧洲以马歇尔计划扶植对抗苏联的力量，在亚洲则卷入了导致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朝鲜战争，1961年还爆发了历时十余年的越南战争；对内的政策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遭到迫害，普通人的想法和行为因之变得日趋保守。社会学家戴维·李斯曼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分析了这种社会趋势，他指出，战后美国社会变成了“他人导向”社会，维持稳定和正统是这种社会的主要诉求。

        精神领域的压抑使得众多美国年轻人感到苦闷，性解放和滥用毒品成了他们主要的情感宣泄口。尤其是毒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年轻人吸食毒品蔚然成风，吸毒几乎等于嬉皮士的标签。

        这种不良风气在美国的流行，跟几个先驱人物是分不开的。第一个是赫胥黎家族的杰出成员阿尔道斯·赫胥黎。国内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大多对他的《美丽新世界》耳熟能详，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知觉之门》（The Door of Perception）在美国拥有更大的影响。在《知觉之门》中，阿尔道斯·赫胥黎详细地描述了他服用麦斯卡林（Mescaline，仙人掌科乌羽玉属植物的主要致幻成分，学名三甲氧苯乙胺，《巫士唐望的教诲》中的“麦斯卡力陀”即麦斯卡林的西班牙语音译）后获得的体验。他说这种化学物质为他打开了一扇“知觉之门”，能够帮助他打破词语和符号的禁锢，从而对生活的本质有更好的认识。《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克西（Ken Kesey）和心理学家提摩太·里尔瑞（Timothy Leary）随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那些嬉皮士来说，《巫士唐望的教诲》不啻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卡洛斯·卡斯塔尼达不仅证实了乌羽玉和白花曼陀罗有助于服食者摆脱惯常的知觉束缚，而且在美洲地区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在服用它们之后看到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世界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比后者更加重要。

        在上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背景之中，《巫士唐望的教诲》迅速获得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成功。这本书，加上1971年的《解离的真实》和1972年的《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为卡斯塔尼达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芝加哥先驱报》的书评宣称：“看完他的作品之后，对世界的看法不发生变化是不可能的……要是卡斯塔尼达是对的，要是就在此刻，就在我们面前，确实存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有时候美丽、有时候可怕的世界，那该有多好！要是我们也能看到就好啦！”《生活周刊》也毫不吝啬它的赞美：“卡斯塔尼达促使我们相信，唐望是人类学作品中最非凡的人物之一，是新石器时代式的圣人。它有助于我们接受来自美洲的神秘智慧之礼。”

        将卡斯塔尼达的名望推向顶点的，是人类学家保罗·李斯曼（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李斯曼的儿子）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书评。这篇文章断言：“我们能够拥有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著作，真是幸运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作品的重要性，无论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如潮的好评和巨大的销量使人们对卡斯塔尼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通过各种公开的信息，人们获悉，卡斯塔尼达出生于巴西，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在他七岁时便告亡故，他曾到意大利学习雕塑，以及其他许多细枝末节的资料。

        不虞之誉，必定会跟随着求全之毁，这是古今中外一致的真理。就在一波又一波的美国人涌向墨西哥索诺拉地区寻找巫士唐望之际，各种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

        争议的焦点是唐望到底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是卡斯塔尼达虚构出来的角色。由于唐望始终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而除了卡斯塔尼达，没有人声称他们曾见到唐望，众多急于向唐望拜师学习草药知识，或者对其进行采访的人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唐望是个虚构人物。唐望的真实性悬而未决，人们又把质疑引向作者卡斯塔尼达本身。经过一番精心调查，《时代周刊》的记者桑德拉·博尔顿获悉，卡斯塔尼达对自身经历的陈述几乎都是

        虚假的：他出生的地方是秘鲁，而非巴西；他父亲是工匠，而非大学教授；他母亲去世时他二十四岁，而非七岁；他从来没有去过意大利……

        面对博尔顿的疑问，卡斯塔尼达给出了他那著名的回答：“要求我通过给你数据来证实我的生活，就好比用科学来证明巫术。这种做法剥夺了世界的魅力，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路碑。”

        这期的《时代周刊》出版之后，卡斯塔尼达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不再接受任何采访，直到1998年去世。不过在这几十年里，对他的争议从来没有平息。1976年，美国学者理查德·德米勒发表了《卡斯塔尼达之路》，宣称唐望系列图书是二十世纪出版史上最大的骗局，巫士唐望只在卡斯塔尼达的虚构中存在。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卡斯塔尼达对此保持缄默，依然一本又一本地推出他的著作。那些向往唐望的世界的读者对德米勒的控诉不屑一顾，其中最著名的回应是：“如果唐望确有其人，那么卡斯塔尼达是个很好的人类学家，他揭示了真相。就算唐望是虚构的，那么也无损卡斯塔尼达的伟大，因为这样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最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这么多非议，卡斯塔尼达这些图书的销量仍旧持续增长：《巫士唐望的教诲》在其最畅销的1973年，每周能够卖出一万六千册，其他著作也均在出版之后登上各类排行榜。根据美国最权威的图书销售调查机构尼尔森公司的数据，时至今日，《巫士唐望的教诲》、《解离的真实》和《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每年仍能够卖出一万多册。卡斯塔尼达是二十世纪以来最长销的作家：他全部十二种著作自出版之后均未绝版，不仅在美国如此，在售出翻译版权的二十几个国家也均是如此。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这得从目前欧美方兴未艾的新时代运动说起。新时代运动指的是欧美新生的宗教思潮及其相关的生活方式，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但真正兴起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新时代思想否定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神、佛或者上帝，它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中吸取精华，并结合泛神论、无神论的学说，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核心理念是万物是一体，认为人具有肉体、精神和灵魂三个层面，而且灵魂是最高的层面。它提倡节制、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发起了声势日渐浩大的乐活（LOHAS）运动。

        新时代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正是美国的嬉皮士一代，而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在促成嬉皮士向新时代信徒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前文指出的，卡斯塔尼达成功地证明肉体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并不完全是重叠的，这为新时代思潮的流行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而他在唐望系列图书中提出的思想，也为后继的新时代思想家（如《奇迹课程》的作者海伦·舒曼、《与神对话》的作者尼尔·唐纳德·沃尔什）所接纳，并进一步发挥。因为如此，卡斯塔尼达在西方被尊称为新时代运动之父。在新时代运动所向披靡的今天，他的作品仍有其生命力，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卡斯塔尼达的作品此前曾在中国大陆出版过，1998年和次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过《寂静的知识》和《力量的传奇》，2003年中国盲文出版社出过《心灵秘境之旅》（即《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和《穿越生命之界》，但均默默无闻，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反响。这也许跟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们的精神状况有关。近几年新时代运动的著作大量涌现，似乎也被读者所接受，例如《与神对话》自出版以来一直跻身卓越亚马逊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唐望系列图书，也许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整个新时代思想的来龙去脉。

        （本文首次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7月4日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