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与上海记忆论坛：外侨为上海发展演变贡献诸多“第一”

        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自开埠以来，数以万计的外国侨民在这里工作、生活，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人生的足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这些外国侨民，为上海城市的发展演变贡献了数不清的“第一”。

        在6月26日举办的2014年“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上，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维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牟振宇等一批来自上海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国际友人与上海”这一论坛主题，分别就《英美侨民与上海城市记忆》、《德国友人与上海》、《法侨与近代上海社会》、《邬达克与百年上海建筑》、《左尔格在上海》、《犹太人与上海》等各自不同的研究成果发表主旨演讲，探讨了外国侨民与上海城市的关系。

25条马路曾以英美侨民命名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教授兼博导熊月之，在论坛上发表了《英美侨民与上海城市记忆》的主题演讲，他说，近代最早来到上海的外国人是英国人，租界制度的制订者主要是英国人。1880年以前，英国人一直占上海外国人总数的一半以上。1910年以前，英国人在上海外国人中一直位居第一。

        在熊月之看来，英美侨民在对上海城市的演变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可以归纳为三方面：政治与市政管理方面，议定《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了上海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并奠定一系列基本制度，包括土地永租制、纳税人会议、工部局、会审公廨、万国商团、巡捕、消防、卫生管理等；率先设立领事法庭、监狱，引进律师制度；引进煤气、电灯、自来水等市政设施。

        经济方面，英国人率先在上海开设丽如、汇丰等外资银行；开设上海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率先在上海开设邮政局；率先在上海发行纸币、邮票等；率先开设食品厂，制造面包、汽水、糖果等西方食品。

        社会与文化方面，率先开设仁济医院等教会医院，创办墨海书馆等近代出版机构，创办《北华捷报》等英文报纸，创办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六合从谈》，创办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办上海延续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创办了晚清影响很大的杂志《万国公报》；创办上海最早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先后开设上海三个跑马场，将赛马引入上海；率先举行划船、板球、足球等比赛，开设上海第一个公园黄浦公园。

        熊月之在论坛上透露，近代上海至少有25条马路是以英美侨民命名的，例如，文监师路（塘沽路），纪念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他对于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作用很大；福开森路（武康路），纪念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J.C.Ferguson)，他对于《新闻报》创办、南洋公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麦特赫斯脱路（泰兴路），纪念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他是创办格致书院的发起人，对于上海引进西方科学起了重要作用；哈同路（铜仁路），纪念哈同；汉璧理路--汉阳路，纪念英国商人汉璧理，他捐助建造了上海混血儿学校。

法侨是市政权利最大的“外来建设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牟振宇在《法侨与近代上海社会》主要演讲中发表了自己关于上海法国侨民的最新研究成果。

        牟振宇说，法侨在近代上海的地位较为特殊，他们是外国侨民中市政权利最大的城市建设者和规划者，并且在宗教、文化和教育方面具有他国侨民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牟振宇透露，根据当年法租界人口普查数据和布罗索莱法侨统计数据，可知在上海近百年的时间里，法侨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与他国侨民相比，法国侨民人数较少，到1936年才达到2500人左右，远低于英国侨民（1930年为8440人）、美国侨民（1930年3149人）、日本侨民（1928年为26193人）和俄国侨民（1934年为11277人）。其次，法侨的职业分布中，从事宗教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在领事馆、公董局和中国海关等行政部门以及在学校和公用事业就职，而从商的人数仅排名第三，且主要集中在法国电车公司、法国邮轮公司和法国各银行等。第三，法侨在近代上海的建筑、文化、艺术等领域成绩斐然，法侨的生活也丰富多彩，即使是警察和义勇队都有乐队和体育队。

        牟振宇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最早来沪的法侨以单身青年男性为主。这一时期因鸦片战争、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在上海驻留了大量法国士兵，成为法侨重要组成部分，退役的法国士兵成为旅馆、咖啡、餐饮、理发、厨师等服务业的主力军，还是法租界巡捕的重要来源。

        从1926年到1943年，无论是人数，还是结婚人数、生育子女数，都是法侨在上海所有时期中人数最多的，其中包括在上海出生的法侨。这一时期，法国的洋行有远东建业公司、乌利文洋行、大利洋行等51家，涉及金融业、建筑业、纺织业、进出口业等多个行业，在戏剧、电影、娱乐等方面成绩斐然。

“上海滩碟中谍”是教育部重大项目

        提起上海的外国侨民，就不能不提苏联间谍理查德·左尔格。论坛上，苏智良、王维江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关于左尔格与上海的研究成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苏智良所作的《左尔格在上海（1930-1932）》一文还被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和上海市内涵建设规划项目中期成果。

        苏智良说，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达300万，为中国的首位大城市、交通枢纽、工业、金融、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在世界城市中，上海是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第五大城市，号称“东方巴黎”。在上海的红色情报战线，除了以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为代表的中央特科，还有左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他们演出了一幕幕红色情报历史剧，成为苏联“重要的交通站之一”，至今仍隐秘重重，扑朔迷离。

        通过苏智良的生动演讲，一名“上海滩最神秘的碟中谍”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1930年1月，理查德•左尔格肩负红色使命来到上海，他逐渐建立起拥有近百名成员的跨国的间谍网，主要助手有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克劳森、陈翰笙等。

        左尔格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以小组成员开设的照相馆、西餐馆、书店等为活动基地；在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地设立情报站，。左尔格小组搜集大量日本准备侵略远东的情报，为苏联的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左尔格的工作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同时他奉命也为中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1932年11月12日左尔格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左尔格在上海3年，完成了这项中国使命，并使自己成为中国通；不仅如此，在上海的成功潜伏，左尔格获得许多非常重要的经验，1933年，他再度出发奔赴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克劳森、尾崎秀实、川合贞吉等并肩作战，并最终成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谍报英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汉堡大学博士王维江今天在《商人、革命者、新闻记者——德国友人与上海》演讲中还向人们披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史实。王维江说，左尔格手下有一位德国女子，本名为库钦斯基，出自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大学者。三十年代初，她随丈夫——工部局建筑师来沪，其夫家是西里西亚纺织厂的大老板。通过史沫特莱，她结识了鲁迅、宋庆龄、陈翰笙夫妇和董斯秋夫妇。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定居东德，为人所知的是笔名鲁特•维尔纳，其回忆录于1977年出版，成为畅销书，并在2006年再版（中文版于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引进，书名改为《谍海忆旧》）。

        1987年，80岁的库钦斯基作为老战士代表团成员重返“故里”，找到了上海霞飞路旧居，今淮海西路1416号（后改为1676号）。这房子是为了地下工作专门租的，左尔格、左派作家兼记者柯绪、陈翰笙、董斯秋都曾在这里接头。

        王维江说，库钦斯基的谍报足迹遍及波兰、瑞士、英国、苏联，她的电台把大量情报传到了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竟然没有失过一次手。她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于2000年逝世，享年93岁。

外国建筑师曾勾勒出上海的天际线

        此外，作家、城市文化评论家王唯铭在《邬达克与百年上海建筑》的演讲中说，在上海生活了29年的拉斯洛•邬达克为上海这座城市设计了数以十计的建筑。其中，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绿房子等都成为上海独一无二的地标。与匈牙利建筑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同时代或同时期的，还有来自西方各国的建筑设计师，他们在上海也留下了大量的壮观而美丽的建筑，仅外滩就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怡和大楼和汇丰银行，ART DECO风格的海关大楼、沙逊大厦、中国银行大厦等，所有这些建筑也勾勒出了上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壮丽场景，证明了上海从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来，由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是怎样获得了她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