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陈毓贤：韦莲司关心胡适，也能无情地批判他

        近期，《洪业传》的作者、自称近代史研究“票友”的陈毓贤女士抵达上海，澎湃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她，请她着重谈了她和周质平教授合著的《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胡适与韦莲司半个世纪的情缘》（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一书。

《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自由精神》

        澎湃记者：您和周质平教授怎么想到要合写一本关于胡适情感故事的书呢？

        陈毓贤：周质平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和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里，发掘了胡适和韦莲司三百多件来往书信后，1998年发表了《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一书。有人跟他说此书应有英文版，因书信是英文写的，读中译本总觉得隔了一层。

        外子艾朗诺2002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当访问学者，周质平恰巧也在香港，我们在一个晚会上毗邻而坐，我说我看过他那本书，是《洪业传》北大版的责任编辑张弘泓赠寄的。他很惊讶我就是《洪业传》的作者，因他看过哈佛原版，却没醒悟到Susan Chan Egan 是华人。于是，他邀我和他合作写他那本书的英文版。我相当犹豫，因一般英语读者对胡适已经没有印象，写这本书不但必须重新介绍胡适，而且必须提供当年的社会文化及政治背景，何况两者之中英语读者也许对韦莲司的观点更有兴趣，而周质平手上韦莲司的资料不多。结果我还是应允了，一共花了七年才完成。

        

        澎湃记者：关于胡适的情感生活，周质平教授早就撰写过《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江勇振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阳》也有相当精彩的研究，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有何特别的新发现吗？

        陈毓贤：江勇振我本来就认识。朗诺刚开始在哈佛教书的时候，孔飞力（Phillip Kuhn）从芝加哥大学到哈佛接替他老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职位，带了三位他在芝大的得意门生来，江勇振就是其中之一位。我写《洪业传》时，他告诉我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有洪业的档案，让我读后对洪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经济情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令我非常感激。

        周质平和我着手做时，朗诺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任教，碰巧图书馆负责中文书的彭松达也是个胡适迷，他热心替我注意新出的著作，是他告诉我江勇振有篇很长的文章登载在2004年5月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期刊上。原来2001年台北有个国际研讨会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江勇振发表了一篇报告，叫《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私隐观》，这篇文章是该报告的英文版。我到网上查询江勇振的消息，发现他正把胡适和韦莲司的恋情作专题研究，吓了一跳，这岂不是要闹双胞案吗？我要不要告诉他我们也从事这项目呢？为难得很，论友情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但周质平的意思是我们出版有眉目之后再告诉他。我对朋友说，最好我们的书赶快出来，可省却他很多功夫。可是这学术圈子是相当小的，我们2006年5月终于在台北碰头，两家人还拍了个合照纪念。我发现他把范围扩大了，写胡适生命中所有和他有感情纠葛的女子，而且用中文写，这才松了一口气。

        《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该年六月便出版，江勇振赠我一本。周质平和我的书是2009年才出的。江勇振掌握的资料相当惊人，他有些发现我们本来没有，引了便备注。但就胡适与韦莲司这一段的情而言，江勇振也有疏漏的，譬如他说胡适1949年回国时已经和韦莲司疏远，因他在海轮上给所有亲近的人写信唯独韦莲司没份。我便告诉他。江勇振范围做那么大，对韦莲司背景的了解自然不如我们，我们对材料的处理也和他不同。江勇振的大前提是胡适“夫子自道”不可信赖，力求揭发真相。我们则在没有足够的相反证据下，原则上接纳胡适的叙述，却用现在的眼光解读。

分工合作的幕后故事

        澎湃记者：您和周教授是怎么分工合作的呢？

        陈毓贤：周质平研究胡适数十年，对胡适当然比我清楚，但他教学兼行政常年在普林斯顿和北京间两地跑，是个大忙人，我则已自金融界退休，相当悠闲，所以工作主要是我做的，因此两个作者的名字我排在前头。

        澎湃记者：您和周教授关于胡适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下笔的时候怎么处理呢？

        陈毓贤：我们对胡适和韦莲司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共识，没有多少分歧。下笔基本上采用《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的处理方式，把胡适与韦莲司往来的信件仔细看了，挑重要的段落录下，围绕信件发挥，把事情讲清楚。

        澎湃记者：在撰写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吗？怎么解决呢？

        陈毓贤：开始时最大的困难是我们除了信件外，没有其他关于韦莲司的资料 。幸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有个很出色的艺术图书馆，我找到一部1975年举办的“1910-25美国前卫绘画与雕塑展览会” 的说明图册，里面复制了韦莲司的一幅油画连带小传，并注明小传资料的来源。我依此买到一本1986年出版的《绮色佳地方望族的房屋与资产》，有一章是关于韦莲司家族的。我去了绮色佳两趟，委托当地的历史资料馆替我们寻觅资料。另和莱斯大学的艺术史教授Bill Camfield 联络上，因他采访过韦莲司。这位艺术史教授非常热心，提供了许多其他线索。

        澎湃记者：您的先生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是很有成就的学者，他对您的研究是怎么评价的呢?成书之前，他读过你们的书稿吗？

        陈毓贤：说来很不公平，我很高兴看朗诺的稿件，但除非我特别要求，他从来不看我的稿件，因他虽然精神上支持我，却对近代史毫无兴趣。说实话，这情形和我早退休也有关，他是忙人，集中精神做自己的事，而我有时间看各种闲书。

如何理解胡适与韦莲司

        澎湃记者：在您看来，韦莲司在胡适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而胡适在韦莲司的人生旅程中又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陈毓贤：胡适十九岁到二十六岁那段在美国的岁月，在他人生中是很关键的，许多价值观于此时形成，而且不少是和韦莲司来回讨论而形成的。韦莲司可以说成了胡适“美国自我”的替代者（alter ego）。胡适日后不时检讨他是否背叛了这些价值观，韦莲司成为他“坦白交代”的对象。韦莲司很适合担任这角色，因她对胡适关心，却也能无情地批判他。有很长一段时期里，胡适梦想和韦莲司灵肉合一，起初是环境不允，后来发现韦莲司竟不是他的理想情侣，但仍把她当作倾诉的对象。

        韦莲司是个思想性情都很开朗的艺术家，不缺乏谈得来的男性朋友，把胡适当作其中的一个，赵元任也是一个，她以为他们回国后友谊便告一段落了。韦莲司另有一位谈及婚嫁的男朋友，是个画家，也维持了长达半世纪的友谊。她后来对胡适的感情是被胡适挑出来的，年纪愈大，愈重视这份情谊。

胡适与洪业之比较

        澎湃记者：您同时撰有《洪业传》，对于洪业和胡适两位先贤，请您谈谈您总体上的印象和感受，他们两人之间有何异同点？

        陈毓贤：胡适比洪业大两岁，两位都受过四书五经教育再上西式学堂，然后到美国读大学和研究院的。他们这一代留美华人自信很高，抱负很大。

        胡适名气比洪业大多了，但正因他是个公众人物，有时必须逢场作戏。周质平看《洪业传》觉得最有趣的一段，是洪业听说胡适学会假笑非常惊讶。“胡适这人没有一点俗气，他当大使跟我说话时，我也不觉得他有俗气，贝尔克夫却说好几次看到他假笑。我相信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这是管外交的人所难免的……做大使对胡适是很大的牺牲！国民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

        洪业早就决定不做官，终身只做个“有为、有守、有趣”的人，在乱世中保存了一个里外一致的自我，对大社会来说是种损失，但不像胡适活得那累。

著作出版之详情

        澎湃记者：为什么选择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该社编辑约的稿？

        陈毓贤：现在美国大学出版社都不愿出传记，邓小平、蒋介石这种等级的人除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是很有口碑的，编辑很优秀，它的书在美国由哥伦比亚大学代理。

        澎湃记者：该书出版后，有何反响？

        陈毓贤：书是用英文写的，但华人的反应反而较热烈。我发现胡适、徐志摩这批人，就像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圈(Bloomsbury Circle)一样，对后来的读者有不褪色的魅力。他们是那么世故又那么天真，而他们的挣扎牵涉到我们文化认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