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名嘴宋立功：政府应特别小心处理年轻人问题

        宋立功，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在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凤凰卫视、亚洲电视、香港无线等多家媒体都来电邀请他接受采访。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师。

        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人数不少，大多由学者转型而来，但名嘴就几张。无论大事、小事，香港媒体最先想到的是他们。时事评论员也成为影响政事，特别是在政策咨询阶段影响结果的人。他们的存在，成为了影响香港社会管治的独特族群。

        在香港，他们的知名度并不亚于娱乐明星。回归这17年来，他们是旁观者、评论者，也是亲历者，也许看得更深，体会更多。

        

        澎湃：中央政府“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布，你有怎么样的解读？

        宋立功：白皮书在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一点，“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也私下跟我说过。但是白皮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尤其侧重中央权力。

        2007年，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发表讲话，明确表态，香港特别行政区处于国家的完全主权之下。

        吴邦国说，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的，根据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力”问题。

        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发布的时间选在了“622公投”前。

        澎湃：“占中”阵营提出的三个提名方案，你认为有可能实施吗？

        宋立功：我想这种机会是很微小的。特区政府已经表态，这三个方案不符合基本法。

        当然，我认为中央政府也会调整身段，寻找平衡点。比如特首提名委员会中，有一定普通百姓的配额，而不全是社会精英，这就是很好的。

        澎湃：这次“公投”事件中还有哪些新现象？

        宋立功：一个是立法会中的6位民主党代表打算退出“真普选联盟”。立法会70席中，民主派有27席，20位左右是温和民主派。这6人打算另起炉灶，希望跟中央可以坐下来商量。

        另一个现象是年轻人成为投票主体，热情最高，并且方式比较激烈。其中大部分的年轻人投票只是表达不满，因为他们对香港未来没有信心，包括对生存环境、就业、住房等问题很不满意。

        现在年轻人成为了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一些“80后”、“90后”采用激烈的方式进行对抗。

        特区政府应该特别小心处理年轻人的问题。中央也要有耐心。

        澎湃：这些年轻人采用激烈方式的根源是什么？

        宋立功：香港中学有开通识课，通识课分成了“香港发展”和“近代中国”两列，香港有很多年轻的教师把自己对近代中国不对的理解灌输给学生。

        对学生来说，中学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影响很大。

        正如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说的，香港放弃了对历史的教育，不认识历史怎么认识未来。

        澎湃：2017年普选，你认为可以实现吗？

        宋立功：我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看起来，中央的底线非常清楚，就像跑马一样，“可以入闸，不可以出闸”。

        澎湃：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运动，你怎么看？

        宋立功：其实这次参加新界东北保育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跟环境保育人士。他们主要是反对地产霸权。

        其实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已经咨询期超过十六年，是时候有定论了。

        回归17年，香港深层次的矛盾变得尖锐，年轻人会采用很激烈的方法。文化保育运动2006年已经开始，当时是保育皇后码头。2010年，反对高铁的保育运动是一个深化矛盾的阶段。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则是把这种矛盾推至顶峰。

        澎湃：有人开始担心香港的前途问题，特别是经济上的前途，你怎么看待香港前途？

        宋立功：现在香港人的社会危机感的确很强，比如自由行人数的减少，就让零售业很是恐慌。就我目前所知，服务业、工业界等压力都很大。

        金融界比较有信心，我跟很多金融界人士讨论过，他们都不担心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他们觉得香港这几十年累计下来的对金融行业的认识，包括国际惯例、国际金融规则，上海不可能那么快可以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