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

       斯坦纳在《人文素养》一文中曾这样发问道：“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虽然凭着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几率实在太小；而批评家呢，过的是一种二手生活，回望来路时所看见的也不外乎是“太监的身影”。

        这一番话，也许会令批评家表情尴尬，承受力较低者，甚至会脊背发凉，头皮发麻。一个有智慧的人来打击你也就罢了，要是还有一个呢？在李静的新书《必须冒犯观众》中，关于写作与批评的辩难，也随处可见。在该书的后记中，她曾自述十几年来一直尝试着做批评，搞创作，“终于得到了一点近乎废话的体会：创作与批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计”。在与笔者的一次聊天中，她则谈到：“近来正急于还掉‘评家’头衔欠的一点稿债，就继续专心戏剧写作。”这态度，这姿势，似乎是要直奔斯坦纳所说的一手生活而去。

        然而，不管是李静还是斯坦纳的话，都不应简单地视为误入歧途后的追悔，他们也并没有把批评弃若敝屣。在对写作与批评进行相当复杂的区分后，李静依然强调：“作家和批评家中的伟大者，却会消弭这两种行当的边界，共同趋向对‘精神本体’的呈现，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作家用形象，批评家用观念。”同样是在《人文素养》这篇文章中，斯坦纳则指出，在大众的人文素养普遍出现问题时，批评活动的意义是无可替代的。在危机关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

        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对于斯坦纳和李静来说，文学批评有其限度。然而，更应该重视的，是他们在承认限度之后的自我超越，那就是没有将自己封闭在批评话语之内，而是时时从文学中得滋养，从哲学中得眼界，从审美中得愉悦。作为批评家，他们既谦逊，又大气。他们都是极具文体意识的批评家，更是见识卓著、能在不同领域来去自如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还都特别强调，批评与文学的亲缘关系。李静在文章中多次对斯坦纳的这一观念表示认同与赞赏：“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那么，批评如何回报文学？首先是把批评当作文学来经营。这意味着，批评并非只是某一知识观念的简单传达，而是智性与诗性的共振、共鸣，是审美的创造。为抵达此一境界，写作者得经历“苛刻的修辞家和严厉的思想者的双重磨练”，从而通晓诗与思的魔力。在通往语言的途中，写作者必将永远拥有双重面影，具备双重视力，比方说，既是批评家，又是作家。

        为了回报文学之情的批评，还有一个特点：批评活动的开展，并非是出自批评家的职业惯性——这多么可怕，今天有无数的学院批评家正在这一泥淖当中不能自拔——毋宁说，是要通过批评来寻找、辨识自己的精神同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言：“我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而批评呢，正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寻找方式。它是个体与个体间得以互相理解，甚至是心心相印的精神通道。批评可以让我们发现“他者”，找到“我者”，可以完成自我认知，可以培育、完善个人的主体性。以此为理念，不管是谈论批评同行也好，还是谈论写作同行也好，批评者的所思所言，往往也适于自身。比如在《“耳朵”与缪斯》这一关于许志强的“批评之批评”中，李静写道：“他的文字有着‘用脑过度’（他评论奈保尔等人时爱用的词）的智性硬度，细细咀嚼之后，却让人感到蓬勃蓊郁的生命回甘。他追迹的不是新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不是德里达、萨义德和詹明信——他们总试图用自己的解码活动覆盖文学杰作；相反，他追随的是‘作家批评’、‘主题批评’和‘老式批评’，是纳博科夫、哈罗德·布鲁姆和乔治·斯坦纳——他们深信，‘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这用来概括李静的批评，也非常相宜。

        以上两点，虽然尚不足以概括作为“对文学的回报之情”的批评，但我们似乎可以稍稍接近《必须冒犯观众》了。与李静的上一本书，也就是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的评论集《捕风记：九评中国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必须冒犯观众》一书除了批评文章，还有若干随笔。它并没有依主题而划分边界，而是取编年体的形式。这些文字，或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或是个人观赏话剧后的感受，或是针对文艺复兴等公共话题的讨论，或是《中国随笔年选》的序，聚而集之，则可视为作者本人11年精神史的路标。当这些不同文类不同主题的文章结集成书，表面看来不无散乱，其内在脉络却异常清晰，那就是对“精神本体”的持续追问与强调。李静所理解的“本体”，意指的是“你不需要通过感官就能感知的那种本源性的事物”，“‘精神本体’就是本源性的精神存在。”“精神本体”由意义与自由这两种互有关联的存在构成。它们先于并且高于一切知识，是人类精神之火的光源，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根本尺度，也是文学批评乃至写作的前提。李静在书中多次谈到木心和王小波——对于他们的自由与丰饶，他们的智思与诗心，李静有追怀，有激赏，有愉悦，也有沉痛，为的正是他们都是有精神本体的作家，是心气相通的同道。

        蒂博代曾把文学批评分为“求疵的批评”与“寻美的批评”。强调对文学的回报之情，似乎很容易使得批评偏于“寻美”这一端。然而，在《必须冒犯观众》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情景：既有寻美的热烈，也有“冒犯”的角力；既有抽丝剥茧的解构，也有抽丝织锦的建构。它的作者似乎倾向于认为，批评既是对话，也必然是一场博弈。对话和博弈的对象可能有所不同，却始终不可或缺，是批评活动的两面。因此，读李静的文字，你总是有一种充满快意的紧张。她的精神世界如此炽热，如此浩瀚，又始终没有偏离理性、意义、自由与美的主导，恰似内有激流的大江大河。她的文字，经得起一读再读，永远能给你惊喜。好吧，我得坦诚些，承认这里的“你”应该换成“我”——上述的一切，都是我的个人感受。读完此书后，我曾主动允诺要写作书评，最后却发现这实属多余：我所想说的，其实李静在书中早已说过。如果这篇笨拙的书评我还将坚持发表，那也不过是出自一个读者的回报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