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忆周恩来：根本不信他会搞阴谋诡计

编者按：

        李敦白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他出生于1921年，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袖以及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在中国度过跌宕起伏的三十五年后，李敦白于1980年回到美国。

        作为外国专家，他一腔热情投入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文革”中红极一时，一度成为广播局造反派的头号人物。而这种狂热，换来的是十年的牢狱之灾。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思想分析、内心活动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认识，都极其真诚。“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也让我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当年，政治理想的旗帜下绝没有个人的私情，而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之后，又有几人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断然否定自己当年的理想热情就没有夹杂这样或那样的私欲？能如此坦率承认的，似乎只有李敦白。

        李敦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研究员一起完成了口述历史著作《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由九州出版社出品。澎湃人物经授权，选刊其中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周恩来，《西行漫记》和《中国的双星》都有对他的描述，书中也有他的照片。昆明和上海的地下共产党员一提起周恩来，就像在谈论一个神似的，对他非常佩服。

        我在宣化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那时都叫他周副主席。我对他的外表的印象，最突出的就是帅，英气逼人，目光敏锐，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望即知不是常人。他个子不算很高，中等个吧，眉毛特别重，络腮胡子，刮不胜刮，脸上常常露出青灰色的胡茬。

        周副主席和代表国民党的王天鸣将军以及代表美方的白鲁德将军带着大批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宣化店视察调查，当天晚上开欢迎会，我就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和我的翻译骆叔平坐在最后一排——实际上我的中文水平并不需要翻译。

        三方都发了言，李先念揭露国民党部队对宣化店的包围攻击，王天鸣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我们不可能跟你们闹摩擦，更不可能围攻你们，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讲得很诚恳。周恩来马上接口，表示非常欢迎王将军的态度，而且说，王将军的话以后能不能兑现，请在座的每一位作见证。他非常敏锐，立即抓住了机会。

        散会以后，走回招待所的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碰到李先念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宿舍。李先念介绍我们认识。

        周恩来跟我握了握手，没有一句客套，直接就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你，我讲话之后你拼命鼓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讲话后你坐在那儿不动，这样不行，他们会注意你，你回上海以后会有麻烦。”

        所以，我跟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就挨了一顿批评，但是受他的批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姿态，完全是从保护你、关心你的角度出发，让人心悦诚服。周恩来与人沟通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

        我心想，奇怪，第一，我坐在最后，会场又很暗，他怎么会看到我，而且注意到我的动作？第二，他身处这么重要的场合，应该高度紧张，怎么会留心别的事情？我记得跟他提了一句我想去延安，他说，等我回到南京再说吧。

        我在宣化店还认识了章文晋，他是周恩来的翻译。章的英语非常好，很流利，也没有口音，但周好几次对他说，你翻得不对，应该怎么怎么翻。在这儿顺便说说章文晋，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回美国开始做咨询后得他帮助很多。他非常受人尊敬，只要是他介绍的，就没问题。

        中美建交后美国第一任驻华大使伍德柯克（Leonard Woodcock）曾对我们说，章文晋是道德的化身。他还说，中美建交谈判最后阶段，如果不是由章替代生病的黄华，可能会困难得多。黄比较教条。

        章文晋在当驻美大使时，工作方法非常灵活，广交朋友，他甚至专门请那些反华的国会议员吃饭，了解他们的想法。他还当了我们南卡州立大学的名誉董事。这方面李肇星大使也相当不错。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辗转到了延安。全面内战开始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回延安，他们搞了一个大会餐，叫做“吃汽车”，因为吃的是南京卖汽车的钱。

        延安时期，我跟周恩来有一次特别重要的接触。大概是1947年初，有一天小廖（廖承志）来找我，说周副主席叫你马上去，你骑我的马吧。小廖有个小红马，特别棒，可它欺侮我，拼命跑，怎么也勒不住，我只好强逼它跑向一个很陡的山坡，它不得不停下来。我下了马，再不敢骑，牵着它走。

        结果，到杨家岭周副主席窑洞时，斯特朗已经开始跟他交谈。我的角色是翻译，既然他们已经开始谈，周就让我坐在旁边做他的“活词典”，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他供词。他的英文不算很好，欠流畅，但这个人特别聪明，选词很准，能够运用并不丰富的词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有几次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向我要词，或者求证。

        那个时候，我对周已经有所了解，所以对此倒也没有觉得很特别。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他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情。

        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

        周这次见斯特朗，主要还不是接受采访，而是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一件事：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翻译成英文，带给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供他们参考。

        周谈话的大意是，这是我们党主要的革命经验。他说，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按照本国的情况，由本国人来确定本国的战略策略，不能听外国人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听外国人的。

        这个“外国人”当然主要是指苏联。让斯特朗送达文件的人士，周一一点了名，包括波兰的贝鲁特，捷克的哥特瓦尔德，东德的乌布里希，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还提了法共、意共这两个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并说不用带到莫斯科。

        斯特朗不懂中文，所以让我跟她一起工作，要求绝对保密。这件事发生在1947年初斯特朗将要离开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入党。斯特朗住在美军招待所，他们有自己的发电机，有电灯，各方面都方便，我便每天从清凉山往返，到斯特朗那儿工作。

        这个文件不同于后来《毛选》附录的文本，对许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包括周恩来，批评得很严厉，只有对毛主席和刘少奇是完全肯定赞扬的，说一个代表红区的模范路线，一个代表白区的模范路线。除此之外，没有完全肯定的。斯特朗走的时候，把这个文件带走了。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叫胡懋德，比较糊涂。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军一年之内在上海犯了三千八百项兽行。起因是此前有一篇报道，说某月驻上海美军犯了多少项暴行，他把这个数字乘上十二，又将“暴行”上升为“兽行”。

        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英文周报，对中共态度友好，连它都公开叫板，说请新华社把三千八百项兽行的清单列出来，我们全文发表。

        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窑洞，毛主席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湖南腔：“你们是中央社吗?你们是《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清凉山，集合全体党员讲话，讲了一整天，但没让我参加。新华社党员的比例很高，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少数人不是党员。

        会后给我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反复强调，新华社要讲真话，千万不能造谣，不能主观臆想，不能为了打动读者而捏造新闻。

        周还跟他们讲，他在南京、上海的时候，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好不容易讲通了，过几天又忘了，得重新来过。之所以能讲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报道的准确可信。所以，捏造或任意扭曲新闻，所起的是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响很坏。新华社曾长期保持讲真话的传统。

        周恩来说，他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大概是1960年或者1961年，大跃进刚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写得很零散，主题不鲜明，他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导语，大意是说：在新中国，与过去的灾荒年头不同，生活虽然艰苦，但不会饿死人了。审稿的副局长把这段导语划掉了，他问为什么，那个副局长说：你说的不够真实，下面许多地方饥荒很严重。他当时确实不知道饿死大量人口的惨事。

        解放以后，有些外事活动，周总理请我参加。1960年斯诺来北京，周总理办了一个小宴会欢迎他，只有两桌人。乔冠华与我同桌，他站起来祝酒，说了这样一段话：唐明照表面上是个中国人，实际上是个美国特务；李敦白表面上是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个中国特务。当然他是开玩笑。

        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访华时，所有活动都请我参加了。老挝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访，周总理请我参加，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谈话。他请我参加的目的，是想表示，不要搞民族主义，应该以阶级划分敌友，就好比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却是自己的同志。

        1965年底斯特朗八十寿诞，因为毛主席在上海，我们从北京乘专机去上海庆祝，中午毛主席宴请，晚上周总理请我们，他还同时宴请了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

        宴会期间，东海舰队合唱团演出，周总理让他们演唱《长征组歌》，指挥很年轻，唱到中间，周总理突然叫停，问道：为什么不唱“过雪山草地”一首，这一段是萧华同志亲笔写的，你们为什么不唱？年轻的指挥涨红了脸，轻声说：我们不会。周总理说：我来指挥，你们唱。他过去拿起指挥棒，并放大嗓门唱起来，演员也跟着唱了起来，他们其实知道歌词。我过去不知道周总理会唱歌，而且唱得挺好听。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的态度非常积极，对此我有亲身体会。

        我们单位的大字报都贴在一个楼里，“闲人免进”，所有外国专家都不许进入。我说我是中共党员，要求看大字报。党委批准了我的要求，但下令所有人都不许贴我的大字报，不许批评我。

        我自己写了大字报，批判李敦白的错误言行。负责对外广播的副局长金照找我谈话，说我跟造反派跑很危险，以后下场不会好，要求我遵守纪律，服从领导，我没理会。

        周总理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派了国家外专局的领导傅立群找我谈话，他说周总理让我给你打个招呼，坚决支持你参加造反，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欢迎你鼓励其他左派外国专家参加“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的话对我起了非常大的鼓舞作用。我自我造反的事并不大，他完全可以不管，可是他积极支持，由此可见他在“文革”初期的态度。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11月或者12月，广播事业局造反派夺权之前。

        稍后的12月18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大会，支持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六周年，越南大使参加了，越南南方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也来了，我坐在主席台上。周总理、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上台时，挨个跟大家握手。

        周总理跟我握手时，我趁机对他说，请他关心电台的“文化大革命”，告诉他保守派用承担保卫广播事业局职责的北京卫戍部队的军人镇压广播学院的学生。他一听很急，把等待他的越南大使、越南代表团等人晾在一边，把我拉到一旁问详细情况。

        我跟他说，我们电台开了一个大会，警卫连的人拦在门口，不许广播学院的学生进入，双方打起来了。他马上大叫：“萧华，萧华”——萧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镇压电台的文化大革命？”萧华连说“没有，没有”，周说“你马上去查”。此后就没有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1967年，不记得哪里开大会，周总理把我拉一边聊天，非常热情地赞扬大民主，他说，你看，谁都可以写大字报，谁都可以批评，除了毛主席以外。我说那您也不能批评。他说我算什么，我当然可以批评。他还说，约翰逊总统会允许到白宫贴大字报吗？我说不行。这一次可能是我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但是，不久之后，周总理对“文革”的态度就转向悲观失望。

        1967年8月底，杜波依斯博士的夫人雪莉（Shirley Graham）来北京，她希望见见周总理。当时杜波依斯博士已经去世，雪莉原来住在加纳，加纳政变后搬到开罗。我给外交部新闻司一个朋友打了电话，转达了雪莉的愿望。结果，30号还是31号深夜，周总理接见了她。

        当时我已经靠边了，正在等待“特殊任务”。年底被捕时，在我的逮捕令上，有十三位中央领导的签字，其中包括周总理，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有个红卫兵领袖后来给我写过信，说周总理找过他们几个头头，想帮助我，怎样能够不被抓，但没有想出办法。

        1973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周总理到场讲话，对“文革”以来一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

        当时只有我还被关在牢里，周总理提到我，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别人不知道以为这是周总理对我的否定和抛弃，我却看作对我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

        在个人交往中，有些事印象很深。

        1957年前后孙维世排演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青年剧院上演。我们进去时，看到后面空着四五个座位，心想不知哪位首长要来。灯光暗下来、戏开演后，周总理带着几个随行人员进来了。

        这时候，不知怎么回事，那几个空座中间正好我背后的位置坐了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周总理的警卫员快步跑过来，在他耳边轻声讲了几句话，这个人站起身来，而周总理也快步跑上来，按住他的肩膀，一边说“你坐下，你坐下”。一位随行人员劝他：总理，这是中央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

        周与他来回辩了几句后，大声说：好了，你们看戏吧，我回去了，我的工作多得很！他还生气地说，我当总理不是为了妨碍老百姓看戏！说着就往外走。他们拉住了他，结果就坐在那个工人旁边看了戏。

        还有一次，“文革”前，我们家老大老二五六岁的时候，我和玉琳带她俩到空军一个礼堂看京剧，忘了是什么戏，周总理坐在我们前排。老二先闹起来，说总理伯伯挡住了她，周总理转过身来，把她抱到膝盖上，这下老大不干了，为什么妹妹可以坐在总理伯伯腿上？周总理再次转过身来，把她也抱过去，坐在另一边膝盖上。她俩一直坐在总理身上直到演出结束。

        周总理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而且非常有幽默感。

        美国的名记者白修德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时，周总理请他吃饭，其中有一道菜是烤乳猪。他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周恩来说这不是猪肉，是鸭子，白坚持说是猪肉，周总理说：我是中国总理，我说鸭子就是鸭子。他们在重庆就认识，很熟，可以开玩笑，不必拘于外交礼仪。

        周总理的酒量很好，喝酒时爱开玩笑。周和孙维世都喜欢强迫我喝酒，1946年12月在延安给朱老总做六十大寿那次，他们强迫我喝老白干，喝酒我倒没什么事，接着看戏还给斯特朗做翻译，但我不喜欢喝。

        解放后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宴会，参加的人都是朋友，周总理举杯祝愿世界和平，他看我拿着桔子水，就说，看来李敦白不赞成世界和平。我只好喝了酒。

        1960年斯特朗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到她的住地台基厂“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苏交恶后合并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她做寿，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去了，也就一桌人。席间，说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周总理就说了，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

        我做了一首诗，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我退回来了：没法批评，因为你写的根本不是诗。敬酒的时候，他们俩相互闹：一个说，你是老大，总理，你得敬酒；另一个说，你是元帅，我不是元帅，得你敬酒。相互关系非常亲密。

        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严肃。

        还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开会，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周副主席跟前，跟他说了些奉承的话，周马上严肃地责问：你为什么这样捧我，是不是想从我这里讨什么好处？严肃地保护自己不被人拉拢。

        有一次，周和我还有另外一两个翻译一起谈对斯特朗怎么照顾的问题，我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惊慌失措”，他马上批评我，说对我们的老朋友不能用这样的措辞，真是一丝不茍。

        周恩来、朱德、陈毅这些人的个人关系都很好，经常说说笑笑。

        我跟周总理、陈老总关系都很亲近，跟朱老总接触不算多。朱老总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总是和和气气的。

        在延安做六十大寿的时候，我对他说，您的情绪总是这么高，他说，我们天天打胜仗，情绪当然高，蒋介石天天打败仗，他情绪一定不好。毛泽东则比较拘束，而且他的地位毕竟不一样。后来的问题也许正出在这里。

        我在监狱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非常悲伤，断断续续地哭了一个礼拜。监狱的警卫是只在周总理追悼会的当天戴了黑纱，看守则从周去世一直戴到追悼会结束。

        我从裤腿撕下一圈布戴在手臂上当黑纱，有一个巡视的部队干部从监视孔看到了，指着我责问：你干什么，戴那个东西？我一怔，随即哭了，他马上改口：你看马上掉了，赶快弄好。说完掉头就走，大概不好意思吧。

        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事，不但是中国的灾难，而且是世界革命的灾难，比周总理去世严重得多。但奇怪的是，我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那种失去父兄般的痛彻心腑的感受。我当时就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奇怪。我想，这是因为我在政治上、在理性上爱毛，而在情感上不那么爱的缘故吧。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批评周总理？我知道，有的人觉得他过于顺从，认为即使地位不保，也应抗争。我的看法不同。

        “文革”的时候，如果他倒了，谁管政府？谁管生产？没有人能管。我觉得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出于国家利益，不是为了个人。他尽力保护了很多人，对于毛出的一些不好的主意，尽量缩小它导致的损失。

        他维持自己的地位真的很有必要。譬如我的案件，他先跟红卫兵头头们讨论是不是可能让我不坐牢，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才在逮捕证上签了字。我从来没有怪过他。

        周总理在“文革”中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我在监狱，根本没有想到“周公”其实是指他，还以为就是古代的周公。

        有一天提审我。审问者是三个过去没有见过的老干部，他们问我：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我说看了。他们又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我觉得，那些坏人要打解放军，要冲击人民大会堂，把他们收拾了，这是好事。

        但是有些事情我看不懂，也很不舒服。他们问我什么事？我想，如果我讲了，可能会挨整，可又想，我已经被关了这么久，还怕什么呢？就说，第一，有的文章开口就讲，坏分子借口纪念周恩来云云，这周恩来是谁？既不称同志，也不称总理，连个称呼都没有。

        讲到这儿，我“呜”的一声哭出来，而且不可抑制。另外我说，说邓小平搞修正主义，这我没有发言权，但说他唆使歹徒殴打解放军，我不相信，邓小平就是在军队成长起来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我以为要挨训，结果发现三个审问者咧嘴笑了。为首的那位说：行了，有些事，你在这儿不可能知道，我们也不方便跟你讲，慢慢你就明白了。

        如果要对周总理作一个总体评价，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天才、组织天才、外交天才。他特别善于和人沟通，善于做各种各样的人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他很聪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很诚恳，他的言行高度一致，让人觉得非常可靠，可以信赖。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魅力的人，对周围的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初次见面，就会被他吸引。有魅力同时特别诚恳的人，这个世界真是太少见了！

        周总理是品德非常优美的人。连马歇尔都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平生没有见过道德品质如此高尚的人。他说，国民党代表答应做的事，我都要派人检查，周恩来答应做的事，我从来不检查。非常信任他。

        我和周总理有些个人的接触，根本不相信他会搞什么阴谋诡计。他是民族英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批判了自己最好的代表人物，那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