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减65%的政府权力，浙江明起率先网晒省级部门权力清单

        清单之外无权力，缩减50%的政府权力，并一条条列成清单，公布上网，清单上有的政府能做，没有的就不能做。

        6月24日，澎湃记者从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25日浙江政务服务网将正式上线运行，“三张清单”——42个省级部门的4236项行政权力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将同时在网上晒出。省级政府部门有哪些权力，直接在网上就能查到。

        浙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在网上完整晒出省级部门权力清单的省份。

        对浙江来说，改革开放36年，全省经济跨越发展的关键一招是依靠改革释放了民间的活力和市场的力量。激发民间活力，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如何进一步激发这一活力，浙江省提出“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委突破口，纵向撬动政府职能转变，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推行权力清单工作，就是加强政府权力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它是政府权力的一场革命。”浙江省编委办副主任郑才法24日向澎湃记者表示。        

减权超50%，兜出所有“家底”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一张清单，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实施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全部清理出来，明确告诉百姓政府在管什么，做什么，什么样的事要找什么样的部门。

        从2013年底开始，浙江以“减权50%”为要求，开始对52个省级部门的1.23万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经过清权、减权、制权三个环节，最终保留42个部门的4236项行政权力，减幅达65%。保留下来的行政权力主要分三个部分，即省级部门直接行使的权力1973项，全部委托下放和实行市县属地管理的权力2255项，省级有关部门共性权力8项。

        “这是一份‘瘦身’清单。”浙江省编委办主任鞠建林24日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说，这是一次部门权力的大起底，是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清理，把所有的‘家底’都兜出来了。如此大力度的缩减权力，就是为了确保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和好处。”

        “浙江也是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三级统筹设计、梯次推进的省份。把权力清单和电子政府建设、电子监察结合起来，采用制度加科技的思路来加强权力的管理和上下运行，做到全覆盖、彻底性、网络化。”郑才法告诉澎湃记者。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须相辅相成        

        鞠建林在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省率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并以此为切入口，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总的出发点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率先释放政府自身改革的红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为浙江经济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36年来，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是伴随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作为“浙江模式”的雏形和缩影，“温州模式”在创造了浙江经济增长的奇迹的同时，也体现着相辅相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当体制吸纳、维护民间改革力量时，经济便突飞猛进；当体制与民间力量“分道”，并试图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时，经济便会出现大问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10万在外谋生的购销员以商带工形成了“温州模式”的雏形，以购销员订单为纽带，温州家庭工业迅速崛起。政府的“无为而治”，使民众迅速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而活力喷涌。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体制从无为转为顺应，对民间改革的退让与包容，使温州经济春风化雨，与体制共享改革利益。1992年邓小平巡视南方至2000年前后，“温州模式”的声誉达到了顶峰。温州地方体制在这阶段与民间市场力量的关系可用合拍来形容，如温州在没有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引入民间资本，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即所谓“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在温州改革开放的最初20多年，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默许护航”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体制前期在意识形态上的“无为”，和后期在管理层面的适度“有为”，达到了辩证统一，顺应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南风北渐，逐步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主角，浙江全境最终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

        进入新世纪，曾让温州引起国人连连惊叹的制度创新，在这一时期无大作为。近年，温州经济增长似乎也辉煌不再，GDP增速持续下滑。一位在体制内任职的温州知名企业家在2011年当地出现老板跑路潮时感慨：这些年地方主要领导很少到民营企业调研，政府在忙着办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都将是国企的天下，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优势竞争不可避免。        

进一步给市场“松绑”        

        不仅是温州，整个浙江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都在慢慢消失，经济转型的难度系数不断增加。

        “浙江的经济发展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要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转变。”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一上任，就曾提出浙江经济“质的转变”的发展思路。

        “浙江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只有一条路，就是掀起新一轮的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充分激发创业创新的激情、市场和民间的活力。”6月12日，浙江省省长李强在全省权力清单制度推进工作视频会议上坚定表态。“对浙江来说，改革开放36年，我省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招是依靠改革释放了民间的活力和市场的力量。”他说。

        作为温州人，又是曾经的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洞悉浙江的优势与不足。在6月12日的讲话上他指出，经过多年发展，浙江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慢慢消失，要素资源的先天不足加剧显现，经济转型的难度系数不断增加。

        据人民日报5月12日报道，李强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政府自身改革的紧迫性：“近些年浙江面临的问题是，民间的活力不如20年前了，能释放的红利正在减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行政府自身改革，无疑是一场时间上无法拖延的大考。”

        “提高现代政府治理能力，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社会这只‘自治之手’的功能，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更加有效。”李强在受访中说。“浙江的发展活力在于市场、在于民间、在于放手让市场主体去闯。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红利，就是要进一步给市场‘松绑’，把微观的活力进一步激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管好政府‘有形之手’，让闲不住的手收起来，让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钥匙却拿在自己的手里。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