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法国：左翼尽头的右翼野火

        去年夏天，在巴黎南郊，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劫。那天夜里，三个黑人青年尾随晚归的我至僻静处，当发现他们时我已经来不及逃跑了，他们异常矫健地向我扑过来，两个人按住我，一个人用辣椒水向我的脸上猛喷。我顿觉灼烧难忍，背包被一把夺去。这场非常专业的打劫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分钟，除了手机、钱包、证件、钥匙以外，我被“顺带”抢走的财物中还包括两本学术书，其中一本是法国最知名的左翼思想家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国内的朋友听我讲述这段经历时大都会惊愕于我的淡然，其实并不是我多么处乱不惊，真的是这种事情在海外华人中早已见怪不怪。我身边多数人，包括法国当地人，都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这类事件。尤其是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地铁上的小偷小摸自不必说，18到20区以及北郊93省的高犯罪率更是名声在外。该区域有著名的戴高乐机场，游客们在机场附近丢行李的事情屡见不鲜，受害者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女士等。另外，在法国这样一个每年都有无数次罢工游行的国家，街头抗争演变成暴力骚乱的比例也不占少数。前几年在反对萨科齐政府延迟退休年龄的抗争时期，街道上就经常见到被砸烂车窗的车。更夸张的是，每年圣诞新年假期尤其是新年前夜的时候，法国大城市的敏感街区都会发生成百上千次暴力打砸及烧车事件。之前政府一直不会公布被毁汽车的数量，怕引起更严重的“烧车竞赛”，自从2012年左派政府上台后，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才被披露。

        这些日常性的暴力犯罪是法国社会最重要的顽疾之一，而当说到实施犯罪的主体人群，对不起，这里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味，则主要是黑人与“阿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些住在郊区不甚发达地带的黑人及阿拉伯裔青年，他们绝大多数又是出生于80、90年代的移民二代。他们的父辈主要来自非洲的前法殖民地，是80年代左派政府第一次执政时期的政策产物。而这些青年则出生在法国，拥有法国国籍，以带有口音的法语作为母语。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一代移民，曾接受过相对严格的筛选，比如教育、工作资质等方面，并且对任何犯罪行为有所忌惮，因为一旦犯罪可能会被遣返。而这些二代青年们则一生下来就是法国及欧洲公民，即便他们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或者获得工作机会，也一样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待遇。再加上前社会党政府虽然基于左派价值开放了移民政策，但是对于后续移民的教育以及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并没有更多有效的措施。这些移民二代们逐渐边缘化，进而成为日常暴力犯罪的常客。

        在法国的这几年，让我和其它留学生都感觉最无助的，除了安全问题，还有这里无止境的科层官僚体制和低下的效率。在法国，交通瘫痪已是家常便饭；办各种手续，居留证、学生证、医保卡、社会补助等，都要经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漫长等待，一环扣一环的程序性规定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期间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状况而耽误办理，比如材料丢失需要补交、办事人员参与罢工、邮政系统出问题，或者某个文件意思不明需要补充证明等等。这些冗繁的行政程序还会不断“自我衍生”出新的程序，每年都会给人新的“惊喜”。在法国有过就医经历的国人都熟知一个笑话——“在法国看病，要么自己好，要么自己死。”

        每一个在中国这种“关系社会”生活习惯了的人可能都不太适应法国这种复杂而效率低下的科层社会。法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曾在《官僚主义的弊害》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法兰西病”。在他看来，法兰西病的成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于激进的左派传统打碎了既有的制度和价值标准，但又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新制度。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左派理想主义传统一直就是法兰西民族的标志。基于这样的传统，法国不但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主义原则作为立国之基，还在战后积极推进了福利国家改革、更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等等。这些政策使得法国和欧洲不断向公平自由、保障人权的理想目标迈进，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不是没有任何弊端的。最重要的弊端，就如前文我的各种经历和见闻所体现的——行政程序复杂且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高失业率，社会价值观虚无化，公共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结构性的弊病在法国沉积已久，尤其是在近两年左翼社会党人上台执政以后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那次打劫事件过后，我的一位研究所同仁曾不无忧心地说：“如果社会状况还不能得到有效改善，那么极右翼保守势力抬头会是早晚的事”。她的这一担心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现实。

        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马琳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就曾取得不错的成绩：首轮得票率8%。并且，勒庞似乎看穿了萨科齐领导的中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在选后会面临分裂，于是拒绝在第二轮选举中与其合作，造成萨科齐败选，进而借选后人民运动联盟分裂之机瓜分右翼选民。今年3月，国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破纪录获得11个市政厅的控制权。而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居然获得了24%的选票，高居法国各政党首位。他们在欧洲议会的席位也将从3个直接升至24个。这样的结果固然有投票率低的缘故，但是更不能忽视的是结构性的社会问题造成极右翼势力的火箭蹿升。执政的左派社会党不得民心，而中右的人民运动联盟又处在持续分裂中。在选举前，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不断在媒体上炒作各种话题，增加了不少曝光率和人气；在选后，勒庞甚至公开呼吁解散法国现行的国民议会，强调它不再代表法国人民的意愿。有选民认为，主流政党不能理解人们对犯罪﹑移民﹑失业、家庭伦理被破坏等问题的焦虑。而国民阵线一名领导人则直接在媒体上说：“法国民众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他们不想再被其他的亲欧盟政党领导了，他们要求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

        作为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张退出欧元区、抵制全球一体化、通过关税或其他措施来保护本国商品，并且仇视外来移民人口，提出“法国人优先”的口号。此外，加强刑罚﹑恢复死刑、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也是他们的主要政见。这些政策和主张都可以视为对左派政策和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反弹。这种极端反弹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个国家或社会在激进理想的路上走得过远，就势必会造成保守势力的反弹，这是普遍规律。但是这次法国极右势力的崛起却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结构性的现象。短期来看，社会党反思力和行动力不足，民意继续流失，中右势力又持续分裂。长期来看，西方经济衰退和全球化似乎还在不断加深，这让法国式的左派理念陷入了一个矛盾：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普遍主义理想，又能在与中国等后发国家的竞争中保持实力？在我看来，在极左和极右之间反复跳跃，“革命”与“复辟”往复交替，这是法国政治几百年来最重要的特点，也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要跳出这样的治乱循环，需要更加理性的、有建构意义的规范导引与制度设计，而不能仅仅由一个破坏走向另一个破坏。换个角度具体来讲，比如要想解决社会治安差的问题，既不能走向福柯所批判的严刑峻法的“规训社会”，也不能仅仅依赖福柯所构想的“权力的斗争与反抗”，将二者中和调控才是长久和谐之道。

        （作者系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