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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谈中国文明探源：四大偶像需要破除

澎湃记者李丹

2014-06-23 17:23

来源：澎湃新闻

八十年代阅盗版复印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被热切传阅，这本书启蒙了封闭的大陆知识分子。

说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可谓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响当当的名字。它的作者孙隆基本可以成为学术明星，却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姿态。6月19日，这位年近70的老人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开讲中华文明起源，同时评价颠覆性的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这提醒了人们他的历史学家身份和主业。他写作的《世界史新论》三卷本即将在内地出版，这是少有的华人学者凭一己之力撰写世界史的例子。

华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在介绍孙隆基时把他称为自己的男神，八十年代他们热切地传阅盗版复印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这本书启蒙了封闭的大陆知识分子。孙隆基涉猎广度超出一般意义的学者，“在文化史方面没有他不知道的”，刘擎说。

后来孙隆基曾说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诸多不满，却称《世界史新论》是他的心血之作。他研究历史的风格一以贯之：宏大，并敢于大胆质疑。

中国文明探源有四大偶像，是孙隆基眼中需要破除的迷思：

1、思维方式未全面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进化论，例如至今仍沿用路易斯•摩根的全人类皆经历从“母系”到“父系”社会之通则。

2、重新肯定自20世纪前期新文化运动已开始质疑的古史，例如三代、尧舜，甚至皇帝。

3、将秦汉大一统以来的格局投射回到远古，用现代的国境来界定“国内”、“国外”的远古文化，对“本国”受到“国外”影响方面认识不足。

4、将自商周以来政治重心都在华北的情形投射回到远古，形成一股“中原主义”，用华北的史前史阶段界定“全国”，而这些“阶段”又多半是建构出来的。“中原主义”乃大中央主义心态的文化表象。

孙隆基赞成疑古。民国时代的疑古派“摧毁”传统的古史，类似于西方对《圣经》进行的“高级批评”（higher criticism），指出经书里故事的书写目的原非为了纪实。例如，言之凿凿的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不一定会发生。“高级批评”如今在西方已扎根，连罗马教廷都承认其权威性。但在中国，疑古运动昙花一现，非但无法与现代考古学齐头并进，反有被后者抵消的倾向。

新文化影响下的疑古派方法上仍很粗糙，而且该运动与安阳殷墟的发掘平行进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代世系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大致得到证实——30个王出现了23个，因此，中国学者们以此类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夏代世代大致上也靠得住的。孙隆基问道，但他们敢将这个逻辑推至《五帝本纪》吗？

有鉴于多年来考古成绩的积累，和“夏商周”这个传统框架产生的很大的问题，不乏有人怀疑三代可能是三个地方传统，并导致多中心的中国文明起源论。但比较难动摇的是“中原主义”。

“中原主义“迷思正是郭静云一书试图反对的，她把中央从华北拉到了江汉，堪称一场真正的震荡。

郭静云以考古学为基，辅之以古文字学、比较历史学，试图用它们解开传世文献里暗藏“史实”的密码。郭静云争议最大的是将“中原”的重心移至江汉，而黄河旧“中原”则被降为中南核心区的边陲，主要根据是稻作最早出现于该地带。

孙隆基支持郭静云的质疑，但不完全同意其观点，他认为稻作不能完全推翻旧中原的位置。

他将视角放到更宏阔的世界史范围，考察世界各地农牧革命带来的文明突破。

《剑桥古代史》认为“新石器革命”在农业和畜牧上的最早突破只有在环拱两河的山侧地带发生，并非在惯常认为的两河流域，反而是从山侧开始的，有一个从山侧的旱作到两河的灌溉的过程。

当我们观看近东，世界上最早脱离狩猎、采集之地其实是新月形腴壤带的山侧地带。其旱作农业和驯养家畜起步，中间经过“次级产品革命”，即除了食用之外发展农牧副产品、包括兽力运输，最后才由大河流域接手过去，变成灌溉农业，能养育庞大人口。至此始有“城居革命”，距农牧业的突破已过了4000年。农牧最先进的山侧带西翼反而日趋干旱，而且有一部分成为“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

孙隆基认为，如果近东文明的突破依靠的是二手农业，那么，稻作即使诞生在中华的西南，不能全面排除中原先进入文明的可能性，更何况华北独立地驯植了黍与粟。

中国文明起源论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参考古代近东的考古学，同时又得避免拾人牙慧。近东的农业革命主要是驯植麦类，从山侧的旱作农业转变到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断层很分明，从旱到湿，必经过品种改造，其发生地点一定是：两河流域的三角洲与尼罗河流域。但在中国，未必有这样的断层。

如将镜头拉得更广角一点，环两河的山侧带东翼扎格罗斯山脉其实是伊朗高原的西壁，整个伊朗高原被山地所框定，那么，其东壁苏莱曼山脉的梅尔嘎赫遗址成为印度河流域的序曲，就不是偶然了。这个山侧带遗址面对的是另一个两河冲击平原：印度河与萨拉斯瓦蒂（已干涸）。这是孙隆基延展出来的思考。

郭静云认为水稻诞生于小河谷交错的地方，大河流域的黄河反而被否决出局。那么是在长江流域遍地开花吗？郭静云从各方面论证了长江中游比下游更适宜成为稻作起源地，颇具说服力。但她给出的地理谱系顶多只能视作对稻作友好的生态大环境的历史谱系，而不是一个逐步晋升至“文明”的单线传承。

连比中国考古学起步早得多的近东考古学都无法建构这样的传承。

很多问题耐人寻味，值得追根问底：继承先楚文化是春秋时代的楚国该做的事，楚国为何没有这样做，反让周室把“先楚”的地望给挪到了华北？

郭静云还指出了中国上古神话多源自南方。大禹治水的故事不像旱作农业区华北的产品。舜何以是“湘君”而其妃女英是“湘夫人”？《楚辞》是中国古代神话大系的结晶。今人称之为“神话”的，即古人的宇宙观与历史观。因此，古代中国的人文遗产多是南方的，华北在这方面相对贫弱。

中央的正统地位也许只是后世系谱学的建构，这是孙隆基提醒人们注意的。

有人问他，那么最终历史是否可以还原出一个真相，还只是不断翻新的框架？孙隆基用巴赫金的理论来解释，主体和他者是对话的关系，对话者永远不可能占有对话对象，背后的终极历史事实是最极端的他者，将永远保持他者性，而两者的对话将不断丰富对方。这是一种解构主义的视角。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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