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孙隆基：古代文明并非直线发展，考古文化不可肆意扩大

        在晚近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中，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尤为学者与舆论所重，而这也是郭静云先生去年十月出版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讨论的核心问题。郭先生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与孙隆基先生是同事，并任中山大学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成为孙隆基这场讲座的缘起和靶心。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郭氏可谓是该领域汉学家的翘楚，其治学与证史的方法与我国学术传统脉络相异甚大。在此书中，郭氏提出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论断，例如长江流域从屈家岭到盘龙城等一脉相承的文明，尤其是先楚文明才是中华文明最先进的核心，是“云梦泽的苏美尔”（苏美尔在西亚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原始创造者的角色）；殷商则是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直接关系的，出自红山文化的东北辽河流域的征服王朝，二里头文明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江汉流域文化之“边城”；殷周之际并未发生如王国维所言的剧烈的变革，恰恰相反，殷周之变仅仅是上层贵族的政变；夏代历史完全是西周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虚构出的神话等，当然这些论断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而6月19日孙隆基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座主体内容，即是评述这部严肃、艰深、极为难读的，却又引发了舆论太多关注的作品。而孙先生新著《世界史新论》亦将于年内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郭先生著作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与见解，也正是孙先生此书重点阐发的，所以他在讨论时真可谓是信手拈来。

        孙先生首先讨论了郭著反对“以文献为主，考古为辅，将考古发现用在解释传世神话上”，强调“要认知文献的形成立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上承“古史辨”派（又称为“疑古派”，民国顾颉刚等学者认为旧古史是层层累积起来的，大多数历史都是由神话与传说层层演变形成的，当时许多学者服膺这一观念，致力于古史的辨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学派）的学统，而“古史辨”派希望发现史实真相的追求又与西方圣经学中“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与着重经文校勘、鉴别与训诂的“低等批判”相对，“高等批判”是指力图在此之上还原各个章节的真实作者以及其成书境况）寻求文本真相的传统息息相关。

        与郭著观念截然相反的前人论述，比如中原是“重瓣花朵的花心”，古代文化的结构则类似于一个“重瓣的花朵”，具有“多样性，一体性”等等经典表述（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被孙先生戏谑为是一种类似“中央时区”的说法。因为它不顾北京时间已是傍晚，而在吐鲁番，太阳还正在当头的事实，惹得全场哄笑。这种“中原主义”的形成，是由于商周以来华夏文明的重心在华北平原，从而以此反推古史。对于学界肆意扩大龙山与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和存在范围，使其变成了不伦不类、无所不包的“万花筒”的惯常做法，孙先生更是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当然，孙先生也提到了许宏先生对郭静云先生的批评。许宏先生是二里头科考队队长，现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其新著《何以中国》亦出版不久。从其名著《最早的中国》开始，许先生就坚持，二里头文明乃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处于这一文化系谱中的中心地位。许先生亦有多篇批评郭著论点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可参许先生博客），两人观点直可谓水火不容。或许与郭氏相比，许氏毫无疑问有着更为丰富的实地考察的经验，但是孙先生则主要因为郭氏在比较历史学以及古文字学上的深厚造诣，显得更加认可郭氏的结论。

        接下来，孙先生从对考古学诸多范式的反思与质疑开始，经由对近东古史研究最新成果的梳理，从而提出了对郭氏观点的几点反思。孙先生指出，“认为发生突变性的农业革命是迈入文明阶段的基石这一看法，是二战前英国考古学大师、近东考古学执牛耳者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受到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以及晚近发生的工业革命的社会历史状况的影响，错误地把城市革命相关的理论回套农业革命，又错误地把近东这一特殊的情况推而广之，以为其对全世界都适用的双重错误下产生的结果。”不幸的是，这一逻辑和事实上的双重错误，却在很长时间内变成了整个世界考古学界的金科玉律。

        现有的考古学成果已经证明，最早期的近东文明发生于环拱两河的山侧地带，而且小麦与大麦的野生祖先只有在海拔800到1000公尺的区域内才能生长。而恰恰是次级产业革命而非农业革命，使得大河流域文明接续了山侧地带文明的火种。而且，郭著中所谓明确的中南地区的文明系谱，顶多只能视为一个对稻作友善的生态环境大环境的历时性面向。而资料丰富得多也成熟得多的近东考古学都无法建构一个类似直线型的系谱，所以在解释文化间关系的时候，用山侧说修正腴壤带说（即主张河流冲积平原地区是最早文明起源地区的观点），这样诸文化之间就不再是简单的从此直接发展到彼的关系了。因此，以我国考古学现有的情况来说，还远远不能支持郭著中所谓中南地区存在着直线型文明系谱的构想。由之，原本看起来无懈可击的铁证——江汉流域更早的稻作农业的出现，反而变得不再具有说服力了。

        其次，孙先生指出，虽然农业、城邦和青铜等要素郭氏都有所解释，并且“正是因为在稻作无基因改造的情况下，只能扩大增产，扩大聚落规模，催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而催化城邦产生，但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南方没有红铜，而且更致命的是，其早期面目反而更为符合铜石并用时代的文明面貌，而郭氏为了在这一点上自圆其说，只得破坏著作的整体结构，填充了大量毫无意义的内容。

        再次，近东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是以陶器为基准的，而这种典范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所以社科院考古所划分新石器时代的标准是农业。而漠南非洲从未经历过青铜时代就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这种“石器-青铜-铁器”的框架，对西半球毫无用武之地，拉美大陆上更是只有一个前文字的石器时代。所以孙先生说：“石器、青铜、铁器的‘洋三代观’，纵使已经普及化，也终究会像夏商周这个‘土三代’命题一般制造认知失调效应。张光直与许倬云都认为中国古代青铜与铁器时代的界限非常模糊。所以郭氏不必用早期青铜时代理想型的意义网格作茧自缚，她只需要放胆任凭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水平让石家河与二里头一决雌雄。”

        在随后与在场师生的互动环节中，孙先生又借由在场师生的问题提出了几点质疑，比如郭氏论述中关于下七垣文化（即先殷文化）与殷商先民迁徙路线的关系与社科院考古所说法的分歧，以及为什么反而是楚文化的历史叙事承袭了周室虚构的历史神话等等，尽皆发人深省。而他也很乐意地接受了主持人刘擎先生的玩笑——“我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并引用了看似与考古学这个领域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巴赫金的多声部理论，巧妙地表明了自己对于“中华文明中心”的看法，即“石家河与二里头这样的比较，依然表现出了主体与他者的对立性，在这种意义上，郭著依然并未摆脱中原中心主义。这恰如他在讲座结束的时候特别引述自己曾经在一篇为唐小兵先生著作而写的书评中提及的，“在我的研究生时代里，梁启超（研究的范式）是从传统到现代，而在那位唐小兵教授的研究生时代，却变成了从现代到后现代”。

        诚然，在现在这个中西学术交流更加紧密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固步自封，以为“洋鬼子”的研究不值一哂，恰恰相反，民国以来的学术史都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世界水准的学术必须广泛吸收他者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恰如陈寅恪先生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果时所说的，“一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若是没有这三点，民国学术中诸多最优秀的成果都是难以想象的，而郭先生与孙先生都很好地做到了这些，所以才能做出前贤未有的贡献。

        不过，或许过于强调“考古环境与地质”的资料的重要性而忽视传世史料的重要价值，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毕竟我们对于考古史料理解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传世史料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先后、发达程度等这样重要的问题简单地以“主体与他者的对立性”回避过去，或许也有些太过于“举重若轻”了。

        总而言之，恰如孙先生屡次强调的，如果连已经相当成熟的，且比我国的科学考古学传统早了许多年的近东考古学都还有那么多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我国先秦史与考古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了。或许，只有更多的考古学成果以及更新的学术范式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厘清那些复杂的“密码”（郭先生认为先秦文献就是一种密码，解读文献的工作就是从每一条线索中解开线团的过程）背后所隐藏的讯息，这当然也需要有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