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摄影师杜修贤：荣辱皆摄影，我这辈子照够了

        著名军旅作家顾保孜曾推出《红镜头》《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畅销书。1990年，因为一次对杜修贤的拜访，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在她眼中，杜修贤始终都是倔强好胜不服输的性格。

        1926年，杜修贤出生于陕西米脂。因家中贫困，很小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后因不堪地主打骂逃到陕北参了军。再后来到了延安的新华书店，任务是给中央领导配书送书。正好遇到书店后面的八路军电影团招学员，杜修贤从此与摄影结缘，成了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一名弟子。之后杜修贤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拍了大量照片。因为不服输的性格，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他的照片见报量特别大。1953年被调到新华社，那一时期还没有进入中南海拍领袖人物，拍的大量是北京的建设、乡土民风。“后来拍领袖太有名把他过去的历史淹没了。”顾保孜说。

        在一些领袖出席的公开场合，杜修贤拍的照片见报率很高。以“手快”著称的杜修贤，1960年进入新华社中南海组，成为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1970年以后，又同时成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我最喜欢周总理”

        顾保孜对澎湃记者说了这样一件事，曾经在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中，有个读者问杜修贤：“您最喜欢毛主席还是邓小平？”杜老盯着他说，“我最喜欢周总理”。

        杜修贤之所以对周总理有感情，一方面是因为跟在身边时间长达16年，另一方面也因为总理鞠躬尽瘁、严谨的作风，对他影响很深。大家都说周总理平易近人，但其实他对身边工作人严格到近乎苛刻。而这种苛刻，其实是一种人文关怀，在其他的领导人那里体会不到。

        顾保孜介绍说，按照惯例，那时每年“五一”和“十一”，毛主席登上城楼，喜欢走到城楼栏杆前，向下面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想拍领导人的正面图像是很难的。杜修贤为了理想的拍摄角度，不得不将自己的上半身悬到栏杆外。有一次他刚对好焦，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他的衣角，回头一看，正是周总理。“要镜头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办？”周恩来低声责备。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让杜修贤颇为感动。

        在人生第一个“四年低谷”，杜修贤的贵人也正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杜修贤陪同周总理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在机场就被红卫兵带走审问“相机里有没有窃听器”，后来被下放到新疆“改造”。那段时间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也少了很多，周总理后来恢复出访时发现摄影记者不是杜修贤，点名要用他。接到中南海电报，当时正在新疆的杜修贤乘火车赶回北京，而原来跟他在一起的记者都牺牲了。从某种角度来说，周恩来救了杜修贤一命。

        杜修贤生命中第二个“四年低谷”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长期拍摄领导人活动，照片频频见诸报端，让杜修贤因此扬名。不过在那个“见得太多、知道太多”的环境，也容易被人攻击。

        1976年10月6日，江青上午打电话要杜修贤到毛泽东住地游泳池。她组织工作人员继续学《毛选》。合影之后，江青兴致勃勃组织大家去景山公园摘苹果，杜修贤拍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小时后，她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拘捕。而在那之前，因为工作关系，杜修贤还为江青拍过不少照片。再加上“八人照”等其他因素，长期担任高层摄影师的杜修贤被审查了四年。直到后来才由胡耀邦帮他平反。而日后胡耀邦那张不合当时“标准”的室外彩色西装照，也正是杜修贤在无意间为他拍下的，不成想却用在了追悼会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最后合影

        作为并肩作战的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影并不多。而两人最后一次握手的照片，也是由杜修贤拍到的。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回见结束后，周恩来一反常态，没有马上离开书房，而是站在一边，等着毛泽东与外宾一一握手。毛泽东告别最后一个客人后，回过头看到周恩来。

        周恩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握了很久。杜修贤眼明手快地抓拍了这个忧伤凝重的瞬间。这是两位开国领袖最后一次在镜头前握手的画面。之后的6月1日，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就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当晚躺上了手术台……

        相比于在周恩来身边，杜修贤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的时期不仅更短，也是毛泽东疾病缠身、愈加苍老的最后光阴。作为摄影记者来讲，如何将一个苍老衰弱的真实毛泽东，与人民心目中神采奕奕的毛泽东，两者之间的反差做最好的弥补，往往需要耗费很多心力。1972年2月21日，重病脱险后第九天的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夫妇及其随行人员。为了将主席形象拍得更好，杜修贤施展了浑身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肤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事实上，自从毛泽东生病后，记者们的拍摄就受到了限制，一般宾主握手的镜头只拍一次，如果还要进去补拍就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再以后，在毛泽东书房拍摄的时间被硬性限为三分钟，时间一到就立即关手灯，离开书房。而那一次，杜修贤考虑到握手的镜头没有拍好，向周恩来申请了特赦令，获得了重新拍摄的机会。

        晚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1974年10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杜修贤按照规矩将照片传给毛泽东的秘书，请她转给主席审阅。事后秘书告诉他，以后不要发毛泽东和外宾站立的合影照片。这是毛主席本人的意思。

        毛泽东从照片中，看到了久病的自己和健康人站在一起的反差对比。

        两年后，身背氧气瓶去拍“安详”躺着毛泽东的，也是杜修贤。事实上，此前在他的镜头里，还记录了毛泽东多个“最后一次”……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无意拍来的“正副统帅”合影（不过对于这张照片的情况说明，曾引发争论。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当天林彪并没有晚到而且对毛泽东不辞而别）……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穿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原本没有拍摄任务的杜修贤意外地拍到了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的场景……

        在顾保孜看来：“杜老拍摄最后瞬间变成他的一种象征。毛主席周恩来的最后瞬间是他照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访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他照的。”

难以磨灭的“中南海”印记

        多年在中南海工作的经历，无疑是很特别的。即便离开多年，这段工作散发的特质，依然影响着杜修贤。“比如说他的动作很轻，脚步声甚至盖盖杯盖的声音，你都听不到。这和当年在主席总理身边工作，会谈时进去拍摄的要求是有关系的。而且他拍照片非常敏捷，导致思维也很敏捷，做事情雷厉风行，不打折扣。”顾保孜说。

        当然，走到“海”外，自然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烦心事。过去跟着领导人到什么地方，都是一路通行、最便捷的。现在难免会遇到堵车或者不方便的地方。对当下社会的一些现象，杜修贤也会感慨：“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现在怎么这样子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发火。

        过去虽然杜修贤参加过很多次国宴，但忙于工作，都是在结束的时候才吃碗面。对于现在一些饭桌上大吃大喝的现象，他非常不适应。顾保孜介绍说，如果有人请他吃饭，他就提两个要求，一不吃贵的东西；二不许浪费，所点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则他就退席。真发起倔脾气来，“通通拿下去，这个不许上，那个不许上”。或者干脆直接回宾馆房间，让服务员送碗面条过去。

        还有时候杜修贤参加宴会，会有人问他关于领导人隐私的问题，他会很生气。回答最多的就是：“我只管照相，其他的你们别问我。”

晚年杜修贤：独自居住，远离摄影

        平反之后的杜修贤，去了中国图片社当副总经理，一直到1986年离休。性格耿直的他，头天接到离休通知，第二天就将物品全部搬回了家。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会参加一些笔会之类的社会活动，或者带着相机外出拍拍风光，不过七十岁之后就不拍了。到最后，他对照相机几乎就不看不摸。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照够了”。小小相机让他成了知名的中南海摄影师，但也因此遭遇过很多磨难，可谓“荣也在摄影，败也在摄影”。在人生最后的岁月，杜修贤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淡。

        因为自己都“干够了”，他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学摄影。杜修贤有三个女儿，原来忙摄影的时候顾不上照顾孩子。后来遭受人生挫折，也影响了他和家人的交流。而今，他女儿的孩子们也都长大参加工作了。

        老来性格依然倔强，喜欢独来独往的杜修贤，没有和孩子们住，一个人住在郊区的小院。孩子们上班，周末有时会过来。此次病重，三个孩子轮流值班照顾，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

        对于自己的病情，杜修贤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装了心脏起搏器，还患有糖尿病。因为长期抽烟，最后得了肺癌晚期。不过倔强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医院看病，只能是病很重的时候才被拖进医院。“做梦阎王爷请喝酒”的杜修贤，对于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离开得很平静。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