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30年：学界再论如何促成新的思想解放

        这也许会成就又一场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老青对话”。

        “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如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日常工作而缺乏了激情”，“改革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计划经济本身的时间还要长”……

        ​6月21日，“莫干山会议”30年后，数位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们再度聚首，共论改革，其言辞之犀利、观点之精辟仍不输当年。如何促成新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共识，从而推动改革，是以经济学家张维迎为代表的莫干山亲历者们的一致看法。

        经济学家、民间学术团体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对澎湃记者表示，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相比，时下的中国改革，最缺乏的是解放思想的勇气。

400位青年师生与会

        6月21日，以“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为主题的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此次会议的主办方，除搜狐财经外，还包括以茅于轼为理事长的人文经济学会，以及林毅夫曾担任主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的，除周其仁、张维迎等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外，还包括茅于轼、陈志武、姚洋等学界代表，以及刘永好、梁建章等商界精英。

        姚洋，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永好和梁建章，则分别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和携程网创始人。

        会议观众约400人，绝大部分是在京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师生。此次会议涵盖两项议程，分别是“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和“中国下一个30年”。两项议程中，除嘉宾发言和演讲外，还安排有观众互动环节，主题分别是“有改革才有中国梦”，以及“哪些改革迫在眉睫”。

        “莫干山会议”，是经济学界对1984年9月3日至10日，于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通称。“莫干山会议”是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踟蹰不前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方案，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经由此次会议走上中国改革前沿的青年群体，更是在此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

“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

        “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莫干山会议”论文选稿者石小敏这样认为。

        石小敏，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称，因为当年在原国家体改委工作，“身份不自由”，1984年他未能参加“莫干山会议”。石小敏认为，社会发展是有惯性的，只有各种社会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重大社会变革的发生。

        为此，石小敏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与地震震级做了一个类比。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因果逻辑，这好比是地震的前震和余震。”石小敏指出，当社会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领导人自然会直面危机，因势利导，做出推动改革的重大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

        在石小敏看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是中央领导和中青年学子的‘蜜月期’”，莫干山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可谓水到渠成。回到当下，石小敏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央各项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非同凡响”，特别是打击腐败不打折扣。他相信，当重大挑战到来之时，中央领导会做出新的历史性决策。

决定性作用：市场还是权力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现状，陈志武和姚洋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没有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陈志武认为政府对市场的认识和定位进一步深化，“市场的全新时代到来了”。但陈志武发现，地方政府在落实市场作用的过程中，很快就走了样。

        “一遇到稳增长的挑战，省长们就开座谈会，鼓动大家重新加大投资，上马高铁、水利、能源等项目。这究竟是市场在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权力在起决定性作用？”陈志武发问。

        姚洋的观点与陈志武类似。以中美两国不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例。姚洋指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方政府更是直接提供大额补贴，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依旧发展缓慢。反观美国，在没有一分钱补贴的情况下，美国公司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却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其加大研发豪华车型，走高端路线，以高定价覆盖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

        “凡是政府干预多的地方，往往也就是产能过剩的地方。”姚洋表示。

        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经济学家、当年的莫干山与会者周其仁，对此也有同样的困惑。“我最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改革计划经济的时间，为什么比计划经济本身的时间还要长？”周其仁问道。

        “计划经济持续的时间，不算文化大革命的话不过20年，而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为什么到现在不仅没改完，反而还越改越难？”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根据周其仁的研究，即便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宅基地都是可以自由买卖、自由转让的。

        禁止农村宅基地自由买卖和转让的法规，恰恰是发布于改革启动后的1990年代。1999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就是这条法律，导致了目前的农村土地流转困局。但它却是制定和实施于改革开放开始后。”周其仁指出。

        在周其仁看来，不能把所有新政策的出台都理解为改革，“只有与市场经济方向相一致的措施才能叫改革，而逆向措施则不能称为改革。”

无法判断下一个“莫干山会议”何时到来

        和周其仁相比，对于改革之难，张维迎的体会同样深刻。

        张维迎认为，改革大政的制定和实施，有赖于思想市场的广泛传播和社会共识的高度达成。

        “一切变革的实现，都是以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去替代旧理念。而新理念的产生，则是以社会思潮在思想市场的广泛传播为基础的。”张维迎指出。

        张维迎对澎湃记者表示，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确实可以视为中央领导与中青年学子的“蜜月”。

        当时“文革”过去不久，高考也刚刚恢复，广大青年急欲表达满腔热血。而下至地方上至中央的政府官员，也对新思想、新思潮充满渴求。对他们来说，改革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种生命激情。整个社会具备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自由碰撞的良好氛围。

        据《莫干山会议真相》等文章披露，莫干山会议前后，曾有两次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与青年学子的直接对话，业内称之为“老青对话”。

        张维迎在回答澎湃记者提问时指出，30年时间里，之所以始终未能产生与当年“莫干山会议”同等分量的青年学者和改革理论，青年人的自身原因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还是社会大环境使然。

        茅于轼也对澎湃记者表示，他无法判断下一个“莫干山会议”会在何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