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晚清名士李文哀公轶事

        晚清著名幕府，幕客多是功名之士，惟在曾国藩与张之洞的幕府，常能见到学者与诗人。原因很简单，较诸胡林翼、李鸿章与袁世凯，曾、张本人对学术与文学更有兴趣。虽然，幕主对仅有文学之长而乏济事之才的幕客，格于形势，无法提携，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而学者因为更具条理，更能自律，倘若得到一官半职，在任表现往往胜于诗人，则出幕之后，晚景不会像诗人那么凄凉。        

        曾幕中最凄凉的要属李士棻（1822-85）。他是四川忠州（今忠县）人，字芋仙，十三岁学诗，斐然可观，及长，与中江李鸿裔、剑州李榕齐名，时称“四川三李”（黎庶昌《李芋仙墓志铭》，文中叙及李氏履历，未出注者皆引此文）。未来，三李皆入曾幕，榕官最尊，鸿裔学问最大，而士棻诗名最盛。       

        士棻与国藩有师生之谊。按，清代举人，至京参加会试、复试与殿试，三考过关，才能获得进士的出身。道光三十年（1850），国藩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士棻则以会试第一名参加复试，不幸复试不能入等，未能考中进士。因此，国藩慨叹身为考官，遇到“时吟大句动乾坤”的士棻，结果却是“吹嘘曾未出风尘”，只能安慰他“细思科第定何物”（曾国藩《酬李芋仙二首》）。        

        除了言语慰藉，国藩还掏钱资助士棻在北京游学，“名公卿交相延誉，才名日隆隆起”。其后，四川老乡去北京会试，多须拜访士棻，所见各省举子莫不对他“推襟送抱”，邀他吃饭喝酒，“旬至再三”，而士棻的“清词丽句”，则常为这些年轻人“举似而口诵之”，甚至朝鲜贡使来到京师，也要登门问起居，“必乞其词翰以去”。海内海外，皆知天朝有个李大诗人也（王再咸《天瘦阁诗半序》）。       

        借着诗名，士棻游历各地，皆受优遇，地方官绅都打大红包。只是，才思太敏捷，也会损害经济效益。到河南祥符，周翼庭招待他，席间兴起，他大谈在都时如何集句撰嵌名联，翼庭凑兴，说，“吾号殊不易对”。士棻说不难，开口即吟“在天愿作比翼鸟”，翼字便有了下落。只是迟迟不说下句，座客再三催促，他才拍着屁股说：“隔江犹唱后庭花”。对的十分工整，一座大笑，只有主人笑不出来。临别，翼庭给包了个最低标准的红包，士棻故曰：“一联巧对，换我三百金也”（易宗夔《新世说•排调》）。

        士棻逢酒必喝，逢喝必醉，逢醉必哭，让诗坛酒友受不了，遂给他私封了“文哀”的谥号。士棻不以为怪，说：“婴儿笑语无常,酒人堕车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生谥吾，殊当吾意，吾将与阮籍刘伶为徒矣”；欣然受之，与人谈话，偶亦自称“文哀公”。不过，国藩对他这么玩儿很有意见，尝特地警告他：“不可开口叹贫叹卑，不可开口能诗能文”（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记）。        

        名士风流自赏，文人习气难除，士棻并不将老师的话放在心头。咸丰末，他出任江西彭泽县令，到官日，携一张琴，万卷书，二具棺材，为两个儿子改了表字，云松存、菊存，殆用陶渊明《归去来辞》“松菊候门”之典。排场如此，固谓风雅，只是当时南京未复，太平军在江西并未绝踪，身为地方令长，须襄办军务，抚卫民众，怎能这么清闲，“烽火达于邻疆，方据案吟哦不觉”呢？抑或自觉不妥，数日后，他越级禀告两江总督，畅论戎机，无奈“论高而阔”，总督曾国藩“笑置之”，并又警告他，以后切莫再谈这些自己都不懂的事情。        

        至于两具棺材，若以士棻所赋的诗句做判断，则毫无用处。他说：“古来贤达甘无用，醉便高歌死便埋”（《旅述》）；又说：“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放倒听花埋”（卧游）。显然，无论醉仆街头，还是葬身花海，皆无所用其棺。        

        彭泽任做的时间不长，很快国藩就召他回安庆大营，此后，又随国藩去了南京。然而，虽在幕府，国藩对他却不如以前那么亲切了，甚至“戒门者勿通”，见一面也难。士棻惶恐，写了一组诗，为自己“使酒嫚言”而道歉，希望老师再给一次机会。诗中有“怜才始信得公难”之句，国藩读到，转觉不忍，乃吩咐江宁布政使，谓：“李芋仙终是才人，务为之地，勿使失所”。于是，士棻“得以温饱数年”。及至同治末年，他再次出幕，任江西南丰县令。谁知没多久又因地方财政问题，与江西巡抚刘秉璋当面争执，“语侵辱之”，被秉璋参了一摺，以此免职。        

        其时士棻五十七岁，无房产，无存款，而老师曾国藩已逝世，再无大力护持的人，晚景极不乐观矣。如刻诗稿，需二百两银子，他向两位“同年同门之厚于赀显于仕者”告贷，竟然一文钱都没借到（《题新印诗卷序》）。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居然绝境。谁料天不绝人，在北京时相好的一位名角儿恰在此时到上海发展事业，与他鸳梦重圆，解决了生计问题。        

        杜蝶云（1847-99），苏州人，是同光间戏曲界的传奇人物，生旦净末，皆所擅长，因在北京演戏得罪权贵，被迫南归，遂于上海创立新班。二人在北京初见时，蝶云只有十三岁，而今再见，虽然“一般憔悴两瓢零”，重拾古欢，竟有“老矣更期勤会面”，“三十馀年梦未醒”的观感（《除夕留杜芳洲旅窗说梦》），确实出人望外。而更令士棻感愧的则是旧情人不仅珍惜旧缘，甚而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提供一口养老软饭。于是，为士棻铭墓的黎庶昌大发感慨，至谓“斯足以愧天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