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边防要塞、贸易重镇是怎么沦为衰败古城的？

        无数丰功伟绩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千百年来，有多少汉宫铜驼在荆棘之中悲歌？又有多少名都大邑沦为残垣断壁？

右玉古城南门       

        城市是地球表面最常见，也最显著的人文景观之一。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城市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修建了成千上万个城镇，但千百年来，许多城市，包括很多名都大邑，在今天沦为默默无闻的小城，甚至遭到废弃。探索它们变迁的轨迹，也许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掩藏在金戈铁马、锦袍玉带背后的自然和历史的伟力。

        

        “四塞之地”，“形势完固”，这些词汇，常用在地势拔起，被高山峻岭包围的山西高原上，以形容它的险要。但就雁门关以北的山西北部地区而言，主要是由平缓的桑干河谷地与黄土低矮丘陵组成，与内蒙古阴山以南地区之间并无高山大川阻隔。自古以来，这一地带就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与中原农耕帝国之间往来的通衢，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势力消长、碰撞的重要舞台，农牧分界线也在这一带上下推移。当气候寒冷，中原王朝力量衰微，游牧民就会乘隙南下，将气候凉爽的桑干河流域作为自己适应、统驭农耕世界的试验基地。而当中原王朝势力鼎盛时，农牧分界线被一直推进到贺兰山-阴山一线，雁北地区成为农耕世界的战略前沿，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带徙民实边、屯田耕种，作为进一步向北推进最直接的兵源和后勤补给基地和重要的军事防御纵深。

        另一方面，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和雁北地区之间，依然存在众多平缓山峦。所以，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王朝，都无比重视山峦中依靠河流谷地形成的陉道。右玉城（在今山西右玉县北右卫镇）的兴衰浮沉，就与其中一条陉道息息相关。

        沧头河古称中陵川水，发源自平鲁北部的黄土丘陵地带，向北流贯右玉县全境，经杀虎口出山西，在内蒙古汇入黄河的支流清水河。沧头河所流经的地带，古称苍鹤陉，是沟通山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必经之路，匈奴与秦汉、柔然与北魏、突厥与隋唐、蒙古与明清，这里一直是农牧势力反复拉锯的修罗场，也是长城互市、茶马贸易的枢纽所在，历史上，那些山西商贾和农民远赴草原经商垦殖，每每会从这个著名的“西口”洒泪而过。

        为控制这一通道，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在今右玉古城先后设置了雁门郡、静边军、大同右卫、右玉县和朔平府，地位一度凌驾于朔州、大同这两座雁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上，但在今天，右玉是朔州市管辖下的一个人口仅为十万的普通农牧业小县，而县城也迁到梁家油坊，右玉古城成为一个平凡的农村集镇。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右玉城的地位一落千丈呢？

        这一切，还得从两千年前说起。       

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水量充沛，汉代在此设置雁门郡

        从考古材料来看，自古以来居住在雁北地区的，是林胡、楼烦、代戎这些半农半牧的民族集团。进入战国以来，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积极向西北方向推进，建立了雁门郡和代郡，这是雁北地区城市体系的开端。

        根据西汉末年的统计，雁北地区共设18县，为历代之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即使到了今天，大同、朔州二市一共也只管辖二市八县，连汉朝的一半都比不上。截止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雁门与代郡的人口总数超过了57万，当时全国人口约在6000万上下，雁北地区人口大致为全国总人口的1%，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今天大同、朔州二市在全国人口版图中的比重。

        雁门郡治所善无城址坐落在沧头河东岸今天右玉古城的位置上。古城平面呈正方形，周长为8000米左右，规模比周长5200米的右玉古城还要大。

        值得注意的是，古城西城墙被沧头河冲毁，则汉代与河流距离应该相当接近，也就是说，汉代的郡城就坐落在沧头河的阶地上。汉代建城，周围的农业生产环境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从整个雁门郡的地理环境来看，桑干河谷地气候、水热条件最为优越，但离边境过远，有鞭长莫及之憾；而平鲁境内土地贫瘠，岗丘环绕，沟壑纵横，无法支撑农业发展；只有右玉所在的沧头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水量充沛。所以，作为边郡的雁门郡，要把郡治设置在沧头河谷地的最宽阔处，既能保证周围有一定程度的农耕经济，又能就近控制匈奴入犯的孔道。     

“天可汗”时代的静边军城

        汉唐同为强盛的中原王朝，但两朝的治边策略有很大的差别。汉代实行“徙民实边”的边疆政策，所以雁北地区建设了众多的城邑；而唐代初期就击破了强横一时的东突厥汗国，成为东亚与内亚诸多族群的“皇帝天可汗”，虽然也面临着例如后突厥汗国、吐蕃等新兴势力，但边境压力远不如西汉前期严重，所以唐代前期重视机动性的主动军事打击。一直到开元初年，整个雁北地区只有云州（今大同）、朔州、马邑等少数州县。唐玄宗击败后突厥汗国之后，开始在边境地区建设军、镇、守捉等边防城堡，在今天右玉古城位置上，依托善无故城修建的静边军城是其中重要一环。

        天宝十四年（755年），叛军攻占静边城。同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从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出发平叛，收复静边军，先后袭破叛将周万顷、薛忠义部，进围云中，派偏师二千骑兵攻下马邑，开东陉关，为唐河东军打通了交通路线。此战破坏了安禄山逾勾注，取太原，下永济，夹击关中的计划，一举扭转了河东战场的局面，为唐军日后下井陉，略河北扫清了道路。     

明代的长城重镇：右玉城设置了两个卫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派遣徐达、常遇春北伐，元顺帝放弃大都，逃回蒙古。但正如《明史•兵志》所评述的“元人北归，屡谋兴复”，蒙古的军事力量并未彻底消灭，北部地带一直是明代边防的重点。雁北地区毗邻草原，由阴山南麓东叩杀虎口，便可沿桑干河东进，进逼居庸、紫荆二关，威胁北京。所以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雁北地区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

        正因为雁北地区地位如此重要，明朝设置了山西行都司，统辖二十多个卫所，十余万重兵。在右玉城设置了两个卫——大同右卫和玉林卫，也可以看出对杀虎口孔道的重视。

        都司卫所是明代独有的体制，由于清代撰写《明史》的学者对明初的制度已经非常生疏，于是将都司卫所制度编入《兵志》和《职官志》中的武职部分中，导致后人往往认为卫所只是一种军事制度。在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明代的整个疆土分为六部—布政司—府—县、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州县管辖的是民籍人口，而卫所管辖的则是卫籍人口，在边境不设州县的地区，卫所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政区的全部职责。

        右玉城所处的区域，周围没有民治的州县，所以它担负着军事、行政与经济中心的职责。一般来说，一个卫辖5600士兵，右玉城驻扎有两个卫，再加上所管辖的家属等其他人口，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自静边军被废弃后，右玉城重新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

右卫设置将军，成为清廷平定准噶尔的基地

        早在清廷入关之前，察哈尔等漠南蒙古各部就已归属清政府管辖，右卫城由明代的前线变成内地，军事防御地位下降，但后勤补给基地的重要性提高，在清政府经略蒙古地区，平定西北叛乱及分离势力，巩固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联络前线与内地的重要作用。早在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右卫城所在的杀虎口陉道就发挥了南进西出的交通孔道优势。察哈尔、宣府、大同等地的官兵，由杀虎口孔道或向南经太原取道西安，或向西北经榆林，最终平息了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乱，影响了全盘战局，为最后击败吴三桂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年间，随着噶尔丹实力的扩充，准噶尔以伊犁作为政治中心，控制着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并逐步向东发展，企图吞并喀尔喀部，威胁清朝的北部边疆。经多次协调无效，康熙帝开始着手准备解决噶尔丹问题。杀虎口作为联系山西与塞外的归化城，联结关内与蒙古草原的交通枢纽，地位更加重要起来。杀虎口距离右玉城只有10公里，两城相辅相成，杀虎口地位的提升，必然带动右玉城的发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命理藩院侍郎温达自杀虎口起设站至喀伦，正式建立起由杀虎口通向蒙古的官方台站体系。为了保障杀虎口交通线的安全，康熙三十二年开始，设右卫将军，先后派遣3065名蒙古士兵和八旗士兵、后勤人员5000余人驻防右玉城。

        八旗士兵是清代军队的核心力量，分为京旗与各地驻防两部分，由于八旗部队数量有限，只有少数军事重镇才有驻防，其中将军为驻防八旗的最高级别，多设在战略地位最重要的通都大邑，如伊犁、吉林、盛京、江宁、成都、杭州等地，地位在地方督抚之上。右卫设置将军，可见对右玉城战略地位的重视。八旗军队的驻防，改变了右玉城的民族构成，直到今天，右玉古城中还有多家满族居住。

        随着驻守军队级别的提升，右玉城逐渐成为晋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在右玉城设朔平府，辖朔州与平鲁、马邑、左云、右玉四县以及关外的宁远厅。朔平府的管辖范围，与汉代的雁门郡大体一致，一千多年以后，右玉城重新成为这一区域的控御中心。 

繁盛的塞上重镇：出口丝绸到俄国

        正如清人朱彝尊诗所言，“往日连师惊朔漠，只今市马亘东西”，由于清代逐步收服蒙古与回疆各部，北方形势稳定，中原与蒙古地区，乃至俄国之间的贸易兴盛起来，中原的丝绸、棉布、茶叶等物品通过杀虎口、张家口等长城关口销往蒙古草原、新疆及俄国，并输入毛皮、纺织品（羊毛绒织物、天鹅绒、亚麻布等）、牲畜、土碱等蒙、俄物品。由于双方对彼此的货物有很大需求，所以通过长城关口出入的货物数额相当惊人。清雍正六年（1728年），中国向俄国输出丝绸价值达四万六千余两白银，棉布约值银四万四千余两。

        清代中原货物向蒙古草原及内亚地区运输，最重要的枢纽在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内地货物通过长城各关口抵达归化城分途，向北可去库伦、恰克图，并于买卖城销售至俄国；向西北则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至新疆。而内地至归化城的交通孔道，东为张家口，西为杀虎口，以此二边口最为重要。

        兴旺的蒙地贸易，推动了雁北地区的商业发展，“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之人”，首屈一指的旅蒙商大盛魁，其前身“吉盛堂”，就是在杀虎口创办的，他们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在科布多和归化城都有重要分号，到光绪年间，资本积累到2000万两白银。对俄贸易，也主要由晋商垄断，由太原、大同，经右玉城、杀虎口通向归化城的路上，“络绎于途，终年不绝”，成为驰名中外的“茶叶之路”。

        清朝中叶以后，为解决财源枯竭的问题，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允许并招徕内地的汉族农民赴杀虎口外的土默特蒙古地区开垦耕种，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中央政府开放内蒙古河套、后套等地，推行“移民实边”与放垦蒙地的政策，山西等内地农民大规模向内蒙古地区移动谋生，即民间所称“走西口”。这股洪流与长年不衰的旅蒙商队，促成了杀虎口至归化城之间商路的繁盛与农业的开发，也促成了杀虎口与朔平府城的繁荣。城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大小商号有50多家。而作为一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右玉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城内有将军府、都统府、府县署等衙署256座，各类庙宇70余座。东街文庙和宝宁寺建筑雄伟，规模宏大。

铁路兴起，交通格局骤变，古城走向衰败

        今天说到塞北重镇，人们首先会想到张家口，少有人知道右玉的名字。其实，明清时期，张家口不过是宣化属下的小城堡，两地之间地位的转换，见证了交通区位变动对城市的影响。

        杀虎口与右玉城的兴盛，归根到底是由于杀虎口交通区位的优势，它是沟通山西，乃至内地与蒙古草原的交通孔道。清代末年，铁路兴起，改变了原有的旅蒙交通格局，杀虎口驿路在这次格局的大变迁中，很不幸地成为牺牲品。

        宣统元年（1909年），京张铁路竣工，邮传部拨款，开始展修张家口至绥远段。在此之前，为确定张家口到绥远的路线，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详细测绘，由于杀虎口一带坡度不符合筑路要求，张绥铁路选择了由大同向北，经丰镇至绥远的方案。1922年，平绥铁路通车，杀虎口的交通区位优势荡然无存，税关逐渐衰落，到了1928年，税关最终关闭。杀虎口与右玉城随着商路的冷清而衰落下来，时至今日，右玉县是一个人口不足10万的小县，山西西北部的中心也转移到拥有较发达农业、交通（同蒲铁路）与工业优势（平朔煤矿与神头电厂）的朔州。甚至县城也于20世纪70年代由右玉城迁至位于县境中心的新城镇（梁家油坊），右玉古城已经成为一个普通晋北农村集镇。

宝宁寺大殿侧面宝宁寺前殿

        今天的右玉古城，城墙和四座城门还相对完好，但城砖已基本剥落殆尽，从城外看，被口外强劲朔风所驱使的沙土，已经积累直至城堞，多少可歌可泣的战役、多少边民的悲欢离合都与这座昔日繁华的古城一道被掩埋在风沙之中。城内古建筑，经过多年的自然损耗与人事变迁，基本不复存在，仅剩宝宁寺一座大殿似乎还在坚守着历史的尊严，在无数次浩劫中幸存下来的陈迹，仿佛仍在默默诉说着这座古城曾经的辉煌。

        2002年，杀虎口乡撤销，归并到右卫镇，杀虎口旅游局成立，以求振兴经济。繁盛一时的长城边口与重镇，在期冀着重生。

右玉城内“晋北实业银行右玉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