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美国右翼暗潮汹涌：造反派"茶叶党"来了

各种发泄不满情绪的团体聚集到一起，成为“茶叶党”运动。

        2008年奥巴马气势如虹的胜选，表面上似乎是开启了美国政治“后种族主义时代”。奥巴马有一半肯尼亚黑人血统，有着阿拉伯语的中间名“胡赛因”，出生在美国本土外的夏威夷州，曾在印度尼西亚上过小学，这些都使他成为多元文化下族群和解的象征。        

        奥巴马的“希望”与“转变”（hope and change）”的竞选口号也捕捉到了民众厚望民主党能将美国带出反恐战争和族群对立的国际、国内两大泥潭。同时，小布什时期扩大了的反恐战争和种种拙治，使得选民普遍对共和党这个尾大不掉的“大象”充满厌恶，民主党少见地在2006年中期选举一举控制住了参众两院多数，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House Speaker）。2008年的总统选举后，民主党又进一步控制了联邦行政权。相应地，奥巴马必须推行左派鼓吹已久的各种政策来挽救急剧萎缩的经济、结束无休无止的反恐战争、以及巩固和扩充民主党的选票基础。     

  “茶叶党”突起：政治献金+媒体支持

        共和党的候选人虽然以颇大的差距输掉了选举，但是这场竞选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将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琳（Sarah Palin）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政客推到了全美政治的镁光灯下。她操着一口乡气十足的土话（半阿拉斯加半明尼苏达），持着极端宗教保守的民粹主义，带着对华盛顿政治的鄙夷和对国际局势的无知，仅仅依靠极端保守的姿态和煽动性的演说就赢得了保守派选民的拥戴。可以说，佩琳的瞬间崛起，已经暗暗为一年后“茶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的迅猛展开埋下了伏笔。2009年，趁着茶叶党起势，佩林挂州长之印而去，摇身一变成为茶叶党运动的代言人之一。        

        奥巴马宣誓就职不久，不景气的经济、消失殆尽的制造业以及一个非裔总统，开始激起了住在郊区及乡村的、以白人为主的保守主义者们的严重不满。他们一般居住在文化结构单一、反少数族裔的情绪弥漫、基督教保守主义盛行的地区，而又在地理上特别集中南北战争前的南部蓄奴诸州，加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西部地区。

        这些后来的“茶叶党”支持者们普遍认为，穷困潦倒、受教育比例低、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非裔聚集区，是寄生在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社会之上的血吸虫；正是民主党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了白人所辛苦累积的财富，被转移给了懒惰的非裔群体；而一个非裔、民主党、左派的总统的上台，则代表了对他们集体意志的践踏。巧妙地借助了这种基于种族情绪的普遍不满的，不是当时中间偏右的共和党，而是支持共和党的诸多党外团体（outside groups）。这些党外团体得到了大型财团、亿万富翁的支持，热衷于吹鼓更为偏右的政策--反移民、反社会福利、反政府监控经济、反枪支控制、反全球变暖论、反进化论、反堕胎、反多元文化主义，这些都在表面上和上面提及的那群人的种种不满极为合调。        

        党外团体的大笔献金，在2010年得到了来自高等法院的法律援护。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商业机构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政治捐款。这一偏向特殊利益集团的决定，顿时催生了诸多影响巨大的游说团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智囊组织。这些党外团体腰囊塞满了利益集团的资助，虽然身处党外，但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威逼利诱政治活动和候选人的政治倾向。最后，美国有线电视收视率最高的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也和保守派团体形成了紧密的互动，福克斯频道不但成为了保守派理论的宣传基地，也以“新闻报道”的形式紧密地参与到了保守组织的示威活动的组织和动员之中。福克斯的主持人，如Glenn Beck，Sean Hannity，Bill O'Reilly等等，都是茶叶党的死忠和吹鼓者，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背景之下，“茶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也就在2009年左右应运而生。        

 “茶叶党”口号：通过运动重建美国

        “茶叶党”虽然出典于点燃了美国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却站在当年的“波士顿茶叶党”的对立面。其中隐含的深意，则是茶叶党标榜自己是“造反派”，并且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运动来重建“真正的美国”。他们以真正的共和党自居，而将不够“纯洁”的共和党“基础派（the Establishment）”视作“犀牛”（RINO，republicans in name only，“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党”的缩写）。讽刺的是，正是曾经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Kain）把佩林一手推到了共和党全国性领导人的地位，而麦凯恩自己却因为还“不够保守”而被茶叶党人当做需要清洗的对象。

10月，数千人到华盛顿州Spokane参加茶叶党聚会。

 “茶叶党”之争：反抗奥巴马政府的英雄

       茶叶党表面上号称是自发的、草根的民主运动，背后却依仗种种错综复杂的金钱资助网络。这种表里不一，就使得茶叶党的极端的政治主张，反而常常会损害到其草根支持者的自身利益。比如，美国最穷的几个州本来是在医疗改革中受益最多的，但是这些州的选民却在茶叶党的浪潮下，变成了整个美国反对医疗改革最中坚的力量。又如，奥巴马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当然是有利于中下层人民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因素，但是草根的茶叶党人却在赤字危机的话语下激烈反对奥巴马举债刺激经济。改革移民制度有利于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从而给美国中产阶级提供更优质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和种族意识的操弄下，这反而成了茶叶党最激烈反抗的一条议题。作为保守的基督徒，茶叶党激烈反对进化论和全球变暖论甚至是科学本身，而这正中了以科克兄弟（Koch brothers）为首的石油利益集团的下怀。因此，全球变暖论被福克斯新闻台努力塑造成了奥巴马的左派阴谋，使得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传统上，美国政治的主题是两党间以及两党内的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缠斗，而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分别有过保守主义抬头或进步主义盛行的时候。虽然现在的共和党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里根治下的共和党的“黄金时代”之中，这个“老大党”（Grand Old Party）也曾经出现过林肯、老罗斯福这样的进步主义者。反过来，南方民主党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任上之时却以极端保守著称。民主党在南方的基层其实“根深蒂固”，偏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曾经长期盘踞总统候选人之位。        

        直到茶叶党兴起，民主党才彻底丢掉了南方的层层地方选举。换而言之，两党的主力都其实在政治光谱的中间部分，民主党偏左而不全左，共和党偏右而不全右。但是，极端保守、毫不妥协的、自称为“造反派”（rebels）的茶叶党的候选人，在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对共和党基础派进行了层层蚕食，在第一次奥巴马中期选举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两党基础派之外极其保守的（ultra-conservative）政治力量。        

        2014年6月11号，茶叶党支持下的弗吉尼亚众议院初选候选人大卫•布拉特（Dave Brat）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时任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派领袖（House Majority Leader）埃里克•康特（Eric Cantor），一时震惊美国政坛上下。自1899年有众议院多数派领袖一职以来，议会二号领导人输给了自己党内的初选挑战者，这还是头一次，这也充分地展示了在共和党内部茶叶党形成的挑战。

       茶叶党被视为右翼，正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中弥漫着的种族主义“言外之意”（overtone）。康特输掉初选，主要原因就是他对移民法案的非常有限的支持已经严重触犯了他自己选区中受族裔意识操控的保守派选民。另一个极其讽刺的例子是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父亲，他在地方茶叶党集会上公然咆哮：“让奥巴马滚回伊利诺伊、滚回夏威夷，再滚回肯尼亚！”其实，老克鲁兹自己就是一个西裔移民！熟悉美国政治话语的人可以体会出，只是因为老克鲁兹是白人，他就自认为理所当然地可以歧视一个非裔总统。另一个例子则是得到了2014年被福克斯新闻台大肆宣传的农场主邦奇，他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放牧而拒绝付给政府草料费，于是一时成为了茶叶党反抗奥巴马政府的英雄。然而邦奇公然当着镜头的面侃侃而言他对非裔的厌恶：“现在黑人靠着政府福利生活……其实黑人在奴隶制的时代摘棉花反而活得不是更好吗？”   

“茶叶党”土壤：美国人口结构剧烈变迁

          在这样的一个表面含蓄、暗下种族情绪泛滥的右翼力量背后，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剧烈变迁的大背景。加利福尼亚州是人口变迁的“重灾区”，长期以来由于西裔和亚裔移民的输入，白人已渐渐有落为“少数族裔”；同时，由于好莱坞、硅谷和两大城市带的存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变成了民主党的可靠票仓。这样的趋势给茶叶党的潜在支持者们造这样一种真实的“幻象”：即白人的宗教文化将会不再占有优势，美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没有主导族群的多元文化社会。称之为“幻象”，是因为美国社会从来是多元文化的，过去的英国的清教徒和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之间，现在的德州的白人农场主和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共性；另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一种不变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多元化实际上是一种世界性的必然。然而，无数举着茶叶党旗帜声泪俱下地控诉奥巴马仇视并迫害白人的运动参与者，却把这种“幻象”想象成了奥巴马政府的斑斑铁证。        

        人口结构变化的宏大背景，使得偏保守的诸州齐刷刷地集结在了反奥巴马政府的旗帜之下，极端保守的立法提案层出不穷。2013年底，茶叶党的共和党议员逼迫基础派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John Boehner）关闭联邦政府后，欢欣鼓舞的茶叶党支持者在华盛顿挥舞起了南方联盟的大旗，这正昭示出了反奥巴马的政治组织后暗潮汹涌的种族主义。在2012年总统大选再次败落后，茶叶党顿时有世界末日来临之叹。不过，2013年底成功地关闭奥巴马政府，给茶叶党议员们带来了一种短暂的胜利感，所以他们的“宠物级”女议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hmann）激动地对着摄像机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欢欣鼓舞过！”        

        由于奥巴马的上台，南北战争前坚持奴隶制的南方民主党的“州权”主张（states' right），换了一个阵营，在如今的共和党中又死灰复燃。所谓“州权”，已经不是泛指一个州在联邦内享有的权利，而是指一个州是否有权力弃联邦法案于不顾，而出台对非裔歧视性的法律。因此，“州权”一词，在茶叶党的口中就变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隐语（code word）。这个隐语并不是茶叶党的创造，而是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就被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喊了出来：“现在要州权，明天要州权，永远要州权！”（“现在要种族隔离，明天要种族隔离，永远要种族隔离！”）如今，“州权”主张在很多州都有不同程度的胜利，比如，许多南方州都巧立名目通过了种种抑制选举投票率的法案。在所谓的“紫色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大致平分天下之处），由于选民的年龄结构、种族结构的差异，如果投票时投票率高于某一百分点（比如35%），就基本上民主党会赢；同理，如果投票率低于某一点，就基本上共和党会赢。这条经过总结和验证的经验原理，使得共和党控制下的诸州，有了大开两百年历史倒车的动力。美国社会似乎瞬间又回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还在争取普选权（suffrage）的时代。对此，高等法院的态度颇为暧昧，一方面，它否击了某些州的过于严苛的类似法案；另一方面，它也否击掉了民权法案中保护南方诸州普选权的重要条款。        

        在种族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不会仅仅受限于对投票权，会很容易地影响到政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枪支管控问题。表面上持枪是为了捍卫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却是因为种族主义因素作祟而使得类似的枪控立法陷入僵局。根据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都是支持枪支管控的，这和其他发达国家中的民众态度类似。但是，美国政客却缺乏任何推动变革的动力。一方面，抱有“受迫害心态”的茶叶党人普遍都是枪支狂热支持者，他们虽然占社会的少数，却有着比枪支问题上的多数派多得多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能量；另一方面，受枪支泛滥之害最深的是非裔群体，但他们在政治上处于绝对的集体弱势。对枪支持有者进行背景检查的法案本来在任何国家都是理所当然，却在美国被高等法院、立法机构层层否决。在公共场合枪击案频繁出现的时候，虽然力主枪控的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却也碍于支持枪支的利益团体的阻挠而无法通过。不仅如此，佛罗里达州还出台了所谓的“守住立场”（stand your ground）法案，变相地鼓励白人在自己感到受到威胁时主动向非裔开枪。        

        2014年4月2日，在麦库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McCutcheon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中，最高法院又裁定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给候选人和政治团体进行政治捐款。这一判决显然和四年前的判决遥相呼应，充分体现了最高法院所坚持的保守主义教条：保护言论自由，就等同于需要保护个人或者企业可以无限制地影响舆论，也就等同于个人或企业可以无限制地用金钱来塑造美国政治。这个判决看起来顺利成章，但是却将共和党基础派憋到了死角，因为在和民主党候选人正式竞选之前，他们必须要和茶叶党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初中选先缠斗一番。茶叶党由于代表了右翼势力，反而相比于基础派更容易得到亿万富翁及其支持下运作的党外团体的垂青。   

 “茶叶党”隐忧：民主国家“老年病”怎么治

        解铃还须系铃人。在民主制度下，能够真正阻拦并消化茶叶党势力的只有共和党基础派。2012年作为基础派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初选杀出茶叶党候选人的重围而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曾经使得诸多政治评论人纷纷揣测甚而鼓动：茶叶党代表的右翼势力最终会与共和党基础派彻底决裂。现在看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架构已经非常稳定和成熟，不会再出现老罗斯福当年愤而出走、成立第三党以竞选总统的异相。如果共和党的基础派能够动员足够力量的中间选民，在中期选举和总统竞选的共和党初选中稳压住党内的极端势力，似乎有可能茶叶党就会随着奥巴马的卸任而逐渐消散，最终成为历史的一个讽刺性的注脚。  

        另一方面，茶叶党的骤然兴起也暴露出了美国作为一个老年化了的民主国家的“老年病”，即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对政治缺乏应有的投票热情。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注册选民和投票都是费时费事、事不关己。然而，正是因为投票率恒年偏低且处处偏低，使得右翼组织可以依靠有效的内部政治动员而一举赢得选举。        

        或许，真的又到了一个美国年轻一代的选民需要集体反省的时刻：再好的民主代议制度，如果没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选民的积极地、广泛地参与，就很可能会在各种机缘的综合作用下沦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急剧变化的世界中，比之于日趋保守的中老年选民，年轻人实际上反而有更多的义务去积极参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