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老君山的生态经济学：用产业扶持和村民公约消灭乱砍树

        云南丽江老君山绵延的山峰上有时露出一条自上而下裸露的黄土带，那是过去大规模砍伐林木时搬运木材的滑道。山顶粗壮的云南松被砍倒后，经此滑到山脚，再被运往全国各地。

        现在，精于伐木的村民却成了林木的守护者，不少村庄办起了股份制合作社等社区经济组织，要发展，先护林。

        在促成这些改变的项目负责人看来，这种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基层民主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模式，是中国乡村的出路之一。

承诺禁伐得到10万扶持

        利苴村位于老君山的腹地，由村里向大山再走十几公里，便进入滇金丝猴和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分布的集中区域。

        2014年端午节，云南老君山的村民们遵从习俗，上山采药。丽江市玉龙县石头乡利苴村村民兰丽华采好药，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村合作社的5亩天麻地。村合作社实行股份制，全村1345人都是股东。合作社能成立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两个项目——蜂养殖和天麻种植的分别得到了10万元和蜂箱的支持。

        3月25日，“长江第一湾高山原始森林保护项目”（简称长江第一湾项目）竞争会上，利苴村的这两个项目位列第一和第二，当时有20多个社区发展项目，参与竞争。

        38岁的兰丽华生平头一次站在演讲台上，像个职业经理人一般进行演讲，“准备两三天，还是很紧张，把天麻项目的几个地方顺序说颠倒了。”兰丽华事后回忆。台下坐着的5名评委是石头乡政府、石头乡下属的各个行政村的代表以及项目的资助方。 

        但是得到这些项目的扶持是有条件的，不乱砍滥伐树木就是其中之一。在申报天麻种植和养蜂项目时，兰丽华对评委承诺，利苴村将禁伐区划分到了每户人头上。村里的生活离不开柴薪，但根据每家人口的多少和年龄大小，只允许每年砍伐1-3车的柴火，而且这些柴火都是砍枝桠不砍树干，如果有人违法，就失去获得国家公益林补贴的资格。这样严格且责任分明的保护措施为利苴的竞争项目在“生态保护”一项上拿到了高分。

        老君山位于滇西北横断山系的核心部位，金沙江和澜沧江环其左右，是“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区。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杨宇明介绍说，老君山是学者眼中名副其实的“滇省众山之祖”。沿着老君山的河谷和山脉，南亚热带和喜马拉雅高山物种在老君山南北交融，使其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在同纬度呈现出不同动植物区系的多样和复杂。

        但兰丽华就曾经是老君山伐木队伍中的一员，他小学毕业回村便背着斧头上了山，一直到1998年国家禁伐长江中上游天然林为止。

国家禁伐令致地方财政萎缩

        一项统计数字能说明居住在老君山的村民所遇到的困境，自国家禁伐后，这里的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60%-90%，农牧民人均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属于中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为了生存私砍滥伐、甚至为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的事也不鲜见。

        禁伐令禁不住私砍滥伐。利苴村的护林员陈志豪就说，”管不了那么多，集体林管了，国有林也管不了，就睁一眼闭一眼。“在村子附近绕一圈就知道，凡在靠近村庄的地方，粗壮的云南松、华山松踪迹难觅，剩下的都是未成材的树苗子。

        “说我们砍树不对，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采访中，一位村民如此对记者说。石头乡有大约5000人生活在老君山地区，高山上多年以前被砍伐的树木树桩子还赫然在目，山区人均耕地不足2亩，再加上山高水长，土地的产出低，人们种植传统农作物的收入不足以为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伐木就成了谋生的手段，森林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然而，现在利苴村村委会旁立着一块写着“村自然保护地公约”的告示牌。这些公约，不是政府颁布的条令，而是当地村民自行拟定的村规民约。

村民自发约定保护林木显成效

        从2010年开始，作为项目资助方负责人的邓仪就带着团队在老君山寻求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解决之道，并力图通过促进当地社区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来实现人和自然共赢，他称之为“内生式发展”。

        长江第一湾项目的办法是将社区发展项目和村规民约的签订绑定在一起。在利苴村，项目成立时，兰丽华和其他的村民一起郑重的在村规民约上按上手印。这份规章约定他们需要保护村子周边约8000亩树林，如果发现偷砍盗伐，村管理小组有权对砍伐者处于不低于300元的罚款。

        在兰丽华的眼里，这种把责任和权利分配到每个村民身上的做法无疑是极为有效的。事实上，利苴村最近一次发现有人偷砍盗伐就是在保护项目落实之前，而村规民约签订后就再没有发现一例违规现象。

        ”原来是政府让我们保护，现在是我们自己要保护，只是差了一个字，可是感觉效果就是不一样。你看村里每家都很熟，个个人的眼睛都盯着，谁也不敢冒得罪全村人的险。”兰丽华说。

        在别的一些村子，村规民约做出了看似有意思的规定。比如在石头乡兰香红水塘组，他们的村规写到，“本村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安危受到侵害时，全体村民必须要团结一致，如果个别人找借口逃避，到他有事时要大家帮忙绝不帮忙。”

        提出这条意见的村民马成军说，这就是想到万一外村人来砍树，一个人碍于面子不敢去制止，就要全村都团结起来。“人心难测嘛，要以防万一。”马成军补充说。

        不仅仅是同村的村民之间互相做出约定，到了年底，各个村还要互相监督，哪个村子要是违约，在申请新的项目时，就会被评委们亮红牌。

        在长江第一湾项目项目官员吴玉成看来，上诉方法正是解决所谓“公地悲剧”的尝试。“公地悲剧为什么发生，一个原因就是权属不明确。”他说，而现在的村规民约就是要明确权属，并且让村民看到保护带来的收益大于破坏的结果。

        在整个长江第一湾保护项目涉及的2个乡及其下辖的4个行政村，目前共有20个村组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全体签署了封山保护条例，村民所承诺的保护地达到90433亩山林。这种全民保护的触角，涉及的正好也是政府有心而无力的地方。

        石头乡乡党委书记董国梁就对记者说，因为财政预算有限，石头乡雇佣的30名专业护林员要保护的林地总计742291.5亩，这样算下来，绝大部分深山沟每个护林员一周能去一次就不错。所以，非政府组织能够发动村民自发的进行森林保护，也是他所乐于见到的。

开9个月会达成共识不用农药

        在长江第一湾项目开展了4年的河源村新房组，村民李玉坤自喻为一个“异类”，仅有小学文化的他说出来的话常常让其他人感到惊讶。

        2010年邓仪开始在河源引入保护项目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河源村的村民选出13个代表到贵州毕节考察和学习，让他们看看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发展和怎么保护山林，李玉坤正是考察代表之一。

        那时的他已经见过不少外来的资助项目，李玉坤回忆说，“当时想的无非就是能够把对方的项目款骗来，你说让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那一次学习对李玉坤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在他所去的山村，曾经的过度采伐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山体的石块裸露，形成了严重的石漠化，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山区陷入贫困和破坏的恶性循环。

        “可是在那样的乱石堆上，他们都能够种上树，我们老君山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不能发展呢？”李玉坤反复地想。

        2013年，新房组申请到蜜蜂养殖项目，村民间因为田间能不能使用农药而发生了分歧。以李玉坤为代表的养蜂人坚持村庄里不能使用农药，而不养蜂的人则认为这与他们无关。

        “为这个事情，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开了几十次会。”李玉坤说。主张弃用农药的人甚至专门开会来讨论农药对身体的危害，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新房组达成就此弃用农药的协议，并且还规定要是哪家偷偷地使用农药，以后这家的红白喜事其他村民都不得参与。

        李玉坤最后像一名学者那样对这场持久的争执和妥协评论到：”这个讨论很重要——你以为很简单的东西，要执行下去需要达成共识，没有共识的东西是贴在墙上的制度，是假的东西。”

        老君山上正在上演的生态和发展故事正成为联合国健康与环境组织关注的中国案例，在今年5月邓仪被任命为该组织中国项目部负责人。他说，联合国认为，人和自然要和谐共处就要建立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建立人生存的健康的社会环境，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健康的生态环境。而在长江第一湾上，他们正尝试着朝这个方向前行。

        在很多时候，邓仪都在旁观村民间的讨论，这个过程正是他所乐于见到的，“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在他看来，“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与地、人和人关系发生调节的过程。”邓仪说。

        在利苴村，长江第一湾项目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兰丽华也能感受到村里发生的变化，过去开会或是做义务工总是很难把人召集到一起，但是现在都很积极。

        去年刚上任的利苴村小桥头组组长陈丽华曾经也是村里“沉默的大多数”，“有意见不愿意当面说，讨论不讨论不是我的事”，但现在他最怕的就是会场上的沉默，“当然有意见还是当面说好。”他拍着大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