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极右翼崛起，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变迁

         欧洲右转！这个怀疑了5年之久的论调在今年5月有了很明显的迹象，5月底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751个欧洲议会议席，有129个被极右翼把持，尤其是在英法两国，极右翼完全领先，击败传统的欧洲政治势力，成为该国第一大党。

        极右翼这个词，上一次进入世界历史的眼帘还是在80年前，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极右翼培育了希特勒，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极右翼。而在80多年后，极右翼的欧洲新冒险又开始了。

        新的极右翼势力，除了传统的“法西斯分子”、“种族主义者”、“反犹者”的标签外，还表现出“反对移民、反对欧元、欧洲怀疑主义、反伊斯兰”等新的特性，他们高呼“让欧洲远离欧盟”，从法国到英国再到丹麦，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貌似势不可挡。

        右翼势力迅猛抬头的欧洲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美国欧洲思想史家、纽约城市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接受澎湃记者专访强调说，极右翼崛起更多是象征意义，并非实质变迁。

        澎湃记者：您愿意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欧洲政党选举中右翼上台的概况么？

        理查德·沃林：很多国家的选举结果的确让人大吃一惊，我指这些反移民、反欧盟的极右政党在选举中占了上风。是的，很讽刺，他们在欧盟竞选中占优，正因为他们的纲领是要让各自国家脱离欧盟。像英国，法国，丹麦，都出现了右翼政党赢得选举的情况。

        而意大利是个有趣的例外，依然是左翼占优，这和之前经历过12年贝卢斯科尼的执政有关。德国也是例外，他们有个新政党，叫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是反欧盟的极右政党，就不太成功。德国的特殊在于，德国曾有过纳粹的可怕历史，这仍然笼罩着德国政治。他们想要重新被整个欧洲以及世界民族之林接纳，需要努力克服这一不堪的过去，从而达到某种规范和标准。所以极右翼在德国，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禁忌。这两个是例外。

        而在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赢了其他政党，这是从未发生过的。法国总理称之为“地震”，这不只引起了政治上的不安，也让局面有点难堪。

        人们曾那么努力想在欧洲创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尝试某些联合形式的政策，比如业已存在的经济纽带、欧元、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等。而这一次选民却为反欧的、有种族主义历史（反伊斯兰等）的政党投票，这更多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国民阵线在议会有一到两个代表议席，如果他们势力确实强大到构成威胁，那么主流的中左或中右的政党通常就会联合起来，让他们出局。

        我上周还读到一份报纸，在写这个事，提到说，在之前的选举中有人对国民阵线的创始人说，我们很可能会赢得。而他的反应却是：“哦不！”因为这类政党事实上并不适合执政，不具备实际的执政能力，因为执政是要负责任的，日复一日做出各种政治决策。

        在英国则有独立党（UKIP）——他的领导人名不见经传——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明显优势。众所周知，英国一直是对欧洲爱恨交织的国家，他们总骄傲自己是英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当和法国之间建隧道时会有大量的不满。当他们得到25%的选票，大家都非常吃惊。还有丹麦的极右民粹政党，也是反伊斯兰的。丹麦是个小国，只有6百万人口，传统上他是同质性很强的的一个国家，并非移民国家，不太能容纳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移民或难民。政治家们需要要试着应对新情况。

成为欧洲公民确实多便利

        澎湃记者：您在欧洲生活多年，对欧盟一体化有什么直接的感触呢？

        理查德·沃林：在我看来，欧盟的领导人，从建立这一联邦形式、这一欧洲身份之初起，就没有很强势，他们担心各国民众不同意，他们很胆小谨慎。

        你可以看欧元的推行等，都花了10到11年时间。目前他们有27个成员国，政策得让每一个都同意，这非常难。所以目前的状况，我认为，是欧洲或者说欧盟在付出代价：为犹豫不决踌躇摇摆的领导力，不愿直白坦率地说出对欧洲意义的界定，尤其是政治上的欧洲的有意义的前景而付出的代价。

        这很微妙，因为人们既想要保留各自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这对他们很重要。

        但同时，成为欧洲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会有很多便利之处，你可以在欧洲各国旅行而不用兑换货币，我去那儿教书讲座，近30年都在欧洲和北美间来来往往，我对此印象深刻，全欧洲年轻人可以参加各种交流项目，申请各国的大学，会四五种语言，可以通婚，等等。我对此很羡慕，这非常棒。丈夫来自英国，妻子来自意大利，亲戚遍布各地，孩子们同时学两种语言，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这就是欧洲。

        以德国为例，我在那儿住过好几年。我爱开玩笑说，德国从前非常德国，广告牌上、电视里都只能看到德语。而近几十年，变化很大，出现了好多英语，不再那么“德国”，开始变得“欧洲”。大家可以坐高速火车在欧洲旅行，增进交流和彼此的认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发展，是在文化方面。但在政治方面，没有人愿意担起推进之责。

右翼抬头更多是抗议之声

        澎湃记者：我们知道，欧盟建立之初和当前右翼势力迅猛抬头之际，社会思潮已有了很大的转变，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么？

        理查德·沃林：以往边缘的极右翼政党在竞选中获得优势，这一现象的部分意义在于，它的确传达了抗议的声音，表达出人们的不满：人们觉得自己缺少选择。

        像法国有一个具体事实是，它拥有欧洲最大的穆斯林移民人群，大概近五百万，这势必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影响，而政客们又是那么善于利用人民的恐惧来谋求自身政治利益。

        还有比如荷兰，9年前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名叫提奥梵高的纪录片导演，因为拍摄了一位索马里难民出身的伊斯兰移民的片子《屈从》，而在街头惨遭杀害。荷兰是个安宁平静的小国家，原本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也一直慷慨大方，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社会机会，尊重其社会地位。这一残忍而极端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态度一夜之间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我觉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谨慎些，因为穆斯林里面也分很多类型，有北非来的，也有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

        另外当然也有经济因素，很多国家的收入较低的三分之一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出于某些理由，总感觉移民或难民会占他们的便宜，获得优待。而种族主义的歧视大多并非出于客观理性的分析，而更多是一种粗疏的印象、过度的反应，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构。如果这么想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会带来一个问题。

        以反移民的法国国民阵线为例，他们通常在总统选举中能得15%的票，不会进入第二轮选举。而主流的中右政党通常会代表国内多数、议会的多数。但后者同样需要那些选票。那么就像2007萨科齐赢了左翼的罗亚尔那次，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就会投选民所好，强调“安全”。这是他在担任内政部长时候就意识到的，“安全”议题可以用来让人们感到害怕，从而操控他们。所以右翼现在对这种手法多少也有些后悔，因为在客观上这也助长了或者说促成了当前的局势。

         澎湃记者：您介绍了政党和民众的一些情况，那么欧洲的知识分子呢？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一直都是欧盟建制的坚定支持者……

        理查德·沃林：对，可他是少数派，绝对的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