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坛一周︱19世纪伦敦牛奶掺假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金源、骆庆在《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发表论文指出，19世纪的伦敦，随着奶源市场的变化，牛奶的质量安全开始受到社会关注，牛奶的脱脂、掺水、染色、添加防腐剂等现象愈演愈烈，对公众健康形成威胁。文章认为，伦敦市场上牛奶掺假现象的蔓延与商贩对丰厚利润的追求、牛奶质量检测体系的滞后、政府的立法缺失和监管不力等因素有关。19世纪后半叶，随着国家干预的增强，英国先后颁布一系列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了对牛奶等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牛奶掺假之风由此逐步得到遏制。

        

        《近代史资料》总130号刊发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整理的傅斯年六篇佚文（其中一篇为译文）。这些作品不仅为已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版、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所未收，而且在各种有关傅斯年的文献或研究中亦少见甚至未见提及。佚文的内容涉及傅斯年对“清党”的态度等，内容颇为珍贵，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爱尔兰婴儿“万人坑”震惊世界

        历史学家 Catherine Corless近日调查了爱尔兰1925年至1961年间的非婚生儿童墓冢，事件的真相发表在《福布斯》和《纽约时报》上。在爱尔兰戈尔韦郡的蒂厄姆，796具儿童和婴儿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母婴之家”化粪池中被发现，这个机构是由天主教修女们在1925至1961年管理。对此，爱尔兰官方的回应缓慢且低调。爱尔兰总理命令大臣为死去的儿童传唤多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共同处理这一事件。

        直到1990年代，爱尔兰仍然通过政府资助的监禁手段去对待那些非婚生的母子，教堂管理的机构被称为“母婴之家”或“抹大拉的玛丽亚洗衣店”（Magdalene laundries）。这些机构为教堂盈利，同时接受来自爱尔兰政府的人头税；身在其中的妇女被视为“堕落的女人”。据收养权利联盟组织说，未婚母亲的孩子会被看作“非正常人”，那些在“母婴之家”里的孩子经常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最坏的情况就是杀婴或弃养。

        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推出“国内第一本罗马史研究指南”。该书作者刘津瑜是哥伦比亚大学罗马史博士，曾任美国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古典系教授、系主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作者在“自己的园地”博客中说，这本书的缘起可回溯到2006年“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主编陈恒教授和北大出版社的邀请。“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部新的罗马通史，而是为对古罗马历史与文化有兴趣的同学和同仁提供一个门径。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讲述罗马史上发生过什么事，而在于介绍罗马研究中所用的重要史料、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学说、所用的分析角度、近期研究动向以及研究资源。”

        作者还表示：“由于我个人的学术训练主要集中在罗马社会史和拉丁铭文学方面，所以这本书的一个特色是社会史的内容（比如“释奴”）以及对各种非文本资料的介绍占了较大的比重。族谱学、姓名学、铭文学、钱币学、纸草文书学等在传统史学中（特别是在国内罗马史研究中）处于边缘地带的辅助学科或研究手法在本书中都有专节介绍。”       

王赓武旧著五十年后首次引进出版

        中西书局于2014年4月出版了王赓武The Structure of the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书的中译本——《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译者胡耀飞、尹承。

        该书系1957年作者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963年这一研究出版时被评为“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芮沃寿），其考证之详细“能满足专门治此段历史的学者”（鲁惟一），“附注中也常有精彩的见解”（邢义田），是西方唐五代史研究的经典。中文学界虽有重视，但限于条件，利用不多，此次五十年后首次翻译成中文，其价值依然不可磨灭。

        王赓武先生因有感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开始关注五代史。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中国的统一为常态，分裂为畸态，大多数中国史家对于分裂时期的不耐烦与欧洲史家赞美差异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王著在对分裂乱局的研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问题与关怀：何以统一能够在分裂之后实现？该书认为，在10世纪的北方中国，文、武系统都是以终结分裂为目标来重构的，且这种重构在边镇地区相对成功，并促使这些北方王朝向中央集权努力。

        这本书着眼于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变迁，从黄巢失败之后，河南朱温和河东李克用父子之间的权力争衡开始，通过分析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与军事结构，展现到后汉时期为止的权力变迁。在中央，藩镇体系夺取中央政权后，日渐重视藩镇旧人所代表的内朝体系，并直接控制和扩编禁军；在地方，通过安插中央人物，频繁更换节度使，收回刺史任命权，从而取得对地方的控制。最后，地方分裂趋势受到控制，国家渐趋统一。

        该书写作之时，农民起义及封建论模式正成为学界研究的新正统，王著则绕开这种模式，从文化和军事上重新检讨中国最为分裂的时代再统一的方式和手段，试图理解分裂时代所发生的、促使中央集权得以恢复常态的事件。        

“公众历史”使历史学科更民主和多元

        6月13日，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恒安在“历史学柑仔店”博客上发表了一篇会议讲稿《如何借普及历史知识以强化历史学者社会参与？》。讲稿中回顾了美、英与德国历史学界对于“公众历史”的理解异同。

        美英学界在理论上大致抱持“从下而上”的历史写作信念，接受历史并非只有学术历史这种标准类型的说法，也主张历史并非学院历史学者的特权。而德国对“公众历史”的讨论则源于历史教学场域。1970年代，德国历史教育学界发展出“历史意识”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受胡赛尔等人现象学的启发，特别强调历史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

        美英与德国对于“公众历史”理解的相似处主要表现在两者都不再强调如何研究或撰写过去，而聚焦在公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有用的以及重要的过去。虽然“公众历史”会促使历史学科更民主，更多元，但他最后仍强调“承认与尊重多元并不代表必须撤守学术历史所发展出来的原则。学术原则仍值得参考。只不过，未来的历史知识不会再以宣示、背书与撰述美好未来的许诺形式出现，而是不断的相互撞击、激发对话进而产生各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