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警惕市场法西斯主义复燃

2013年2月19日，英国剑桥，法国极右政党“国家前线党”领导人勒庞将在剑桥大学学生会发表演讲，她的出现令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时现身，爆发冲突。 CFP 图

        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不断深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群众抗议和社会运动。

        起源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度蔓延到全球，至今方兴未艾。

        在欧洲，今年2月，乌克兰的群众示威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并引发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内乱等一系列牵动各国神经的敏感事件。

        中东地区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更是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多个国家出现政权被推翻的情况。土耳其虽然不是阿拉伯国家，还一直被西方视为中东的“民主样板”，并且还是“阿拉伯之春”的主要幕后支持者之一，去年以来也出现了由左派和自由派主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其最初的发动则是由房地产改造引起的；在叙利亚，持续的反政府示威转变为内战，并引发了大国之间的角力；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埃及，2011年以来，该国出现了两轮推翻政权的革命，穆巴拉克和穆尔西轰然倒下，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左派，自由派，伊斯兰主义者纷纷亮相，政治观点大相径庭，局势跌宕起伏。

        在南美，去年在巴西出现了由公共交通价格上涨引发的席卷全国的群众示威浪潮，而今年在该国举办的世界杯也受到这个足球王国的公众的广泛质疑，以致外界对一度深受好评的“巴西模式”产生了质疑。

        台湾一直被西方舆论认为是民主化的“模范生”，去年8月3日也发生了因普通士兵洪仲丘被虐待致死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矛头指向了“官商勾结”的现行体制，引发了人们对“台湾模式”的反思；今年，台湾更爆发了“反服贸”的群众运动，示威者占领了“立法院”和“行政院”，令世人大跌眼镜。

        这一轮全球性大众政治运动的背景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和蔓延，从长时段来看，的确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渐主导全球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关。

        新自由主义绝不是简单的放松政府管制，而是国家权力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支持市场竞争中的强者，并削弱妨碍“自由市场”的各种社会保护机构（首先是工会，还有地方自治）。因此，新自由主义不是单纯的国家权力退出市场，而是以“自由化”“去管制化”的名义，改变国家权力的运用方式，实现国家权力和资本的新形式结合。例如，撒切尔夫人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工人运动受到严厉打击；经过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英国的地方自治被削弱，中央集权程度显著提高，这着实是一个讽刺。美国的斯诺登事件暴露出来的情报机构和大型信息企业结合形成“情报-信息综合体”也是西方经济-政治关系演变的新动向，甚至可以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新自由主义的最严重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加剧和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阶级分化和中产阶级衰亡，这也是这一轮全球大众运动的最根本原因。

        对近年来一系列大众政治运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代表性危机和真正的民主”；英国《卫报》的文章评论埃及的形势时指出，解决埃及的问题仅仅依靠代议制民主是不够的，需要对整个国家进行根本性改造；一些左派评论甚至乐观地认为，新的世界革命到来了。

        对此，曾因为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在学术享有很高声望的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却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他指出，至少在美国，回应金融危机的最强有力的平民运动是右翼的茶党，而非左翼。茶党一方面指责金融投机商，另一方面却在投票中支持保守主义政客，而这些政客恰恰是金融界利益集团的代表。对这个现象，他给出的解释是“过去两代之间的左翼思想的主要潮流，无论作为概念框架，还是作为政治动员工具，都可谓一败涂地。”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派的主要关怀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转移到“文化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认同政治”，致力于现实中受到歧视的各种各样的非主流群体的解放运动，如女性，同性恋，少数族群等。

        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是这样解释“认同政治”的，“所谓的认同政治，就是在没有普世性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为比较单一目的而发起的社会抗争运动，比如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环境运动，等等。”福山认为，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不可能酝酿新一轮的大规模革新运动，而工人阶级和大部分中下层人民根本不会和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结盟。赵鼎新先生则干脆认为，“认同政治”导致西方左派阵营碎片化，削弱了左派的力量。现实也似乎印证了两位的看法，2012年，社会党出身的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以后，干得最为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

        福山和赵鼎新两位学者的观点抓住了196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左右两大阵营演变的关键特点。20世纪以前，西方的右派政治主要以一种精英主义的面目出现，强调文化和民族的特殊性。但是随着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右派阵营在标榜“个人自由”和“全球化”的前提下，越来越普世化、大众化和国际主义化。相反，1968年以前的西方左派阵营在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下，以阶级斗争为主战场，更多保持一种国际主义的姿态。但是，1968年以后，西方左派阵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逐渐远离阶级议题和普遍性理想，越来越追求文化和群体的特殊性；而在非西方，左派甚至一头栽倒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口诛笔伐的民族主义怀抱中。

 

        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甚至对列宁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渐升温。但是，在西方的核心地带——北美和西欧并没有出现左翼革命群众运动高涨的局面，反而右派的民粹运动变得非常活跃。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就已经显示出这种端倪：疑欧党派和极右翼势力在此次选举中一举拿下近五分之一席位，从上届议会的近50个席位猛增到140多席。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一举拿下了近25%的选票，成为欧洲议会中法国第一大党。而法国两大传统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和社会党的得票率分别仅为21%和14%；在英国，坚持脱欧、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保守党、工党。

        因此，我们要警惕西方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再度崛起。

        那么，什么是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呢？所谓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就是以群众运动的面目出现，以“人民”为旗帜，用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包装自己，甚至用反对某种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号召，却受到大资产阶级支持甚至操控的，以限制、损害甚至废除民主制度为途径，以维护资本主义甚至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秩序为目的的大众政治。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前，西方的右派政治对大众运动是相当隔膜的。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出现，西方极右翼开始和大众政治运动深度结合，并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如果在本次金融危机下，西方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再度兴起，那么它可能会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爱国主义”的大众政治运动。

        这种极右翼政治运动往往以爱国主义为标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操控群众，实现国家权力和资本的结合。9·11以来的美国已经有这种趋势。斯诺登事件以及中情局无人机事件揭露的并不仅仅是美国情报部门肆无忌惮的滥权行为，而是和平年代在“国家安全”名义下，美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紧密合作，民主共和两党高度一致，政府和大企业浑然一体，严重动摇了美国宪政的根基。但是，历史上的德国纳粹就是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大众政治运动，在西方社会早已臭名昭著，未来西方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主要采取这种形式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这种“爱国主义”的大众政治运动可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在一定程度下复苏。

        第二，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大众政治运动。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派在认同政治特别是“性别议题”（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上成果斐然；同时，少数族裔（黑人和穆斯林等）的民权运动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这些成就动摇了基督教和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念，削弱了工人阶级和一般人民中持保守观念的那部分群众对左翼的同情。2011年7月22日，在挪威奥斯陆屠杀了数十名左派青年的枪手布雷维克就是一位基督教极端主义者，憎恨文化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2013年的法国，围绕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反对方组织多次大规模游行，人数有的高达百万之众，是法国保守力量的一次总动员。5月，法国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5月21日，一位反对同性婚姻的历史学家开枪自杀。在保守人士心目中，西方文明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早就抒发了西方右派的这种危机感。可以说，这些保守派包括了原本可以成为左派阶级政治支持者的人士，现在他们却激烈反对左派的认同政治。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完全有可能以维护家庭、婚姻和西方文明独特性的名义，用道德和文化保守主义原则将来自不同阶级的支持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新的冲锋队，在未来的某次决战中将已经四分五裂的左派阵营彻底击溃。

        第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众政治运动，我称之为“市场法西斯主义”。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按照斯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的分析，尼采哲学构成了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其政治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主义。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众政治运动正好是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政治表现形式。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超人”，恰好对应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企业家”概念（撒切尔夫人就酷爱“企业家”）。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图景中，历史理应是主人支配奴隶，强者淘汰弱者的过程；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图景中，自由社会将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强者战胜并统治不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弱者的天下。

        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众政治运动和法西斯主义在精神上是根本一致的，和民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市场法西斯主义”运动将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延续，以哈耶克等人的政治哲学为旗帜，以彻底的自由市场为号召，以“鼓励创业，不养懒汉”为名，将国家干预、高税收、福利政策、工会运动等所有和左派政治相关的政策和机构作为攻击目标，以“自由”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二分法的名义限制和削弱民主政治（哈耶克就是反对普选的），甚至在维护“纳税人利益”的旗帜下用股份制原则“改造”国家管理。这种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很可能吸引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部分。

        美国的茶党就是这种形式的大众政治运动。茶党倡导自由市场，反对大政府，并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还曾和工会发生过冲突。2010年1月底，CNN与“观点研究公司”（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偏向茶党。也有不少评论指出，茶党是得到大财团支持的大众政治运动。

        “市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它往往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最具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也最容易裹挟那些被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巨大问题所吓倒的知识分子。      

        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的三种形式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西方的极右翼政治运动极有可能是这三种形式的综合，将市场原教旨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教训看，资本主义出现全局性经济危机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旺，相反会给极右翼的大众政治运动带来很大的机会，德国纳粹就是利用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德国人民的不满，在和大资产阶级合作的前提下一举夺得政权，并摧毁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通常会利用流行的政治概念，在30年代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21世纪很可能是自由主义或者宗教教义。但是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它只会导致最野蛮的资本主义。

        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大政府”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也绝非出路，只有寻找出一条能够带来更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作者简介:      

 

戴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