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向右｜反欧盟情绪大爆发的背后

 编者言：        

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的胜利，只是反欧势力崛起的冰山一角。

欧洲的麻烦

伊安•布鲁玛/文

        欧洲联盟，为何这一带着如此高的的期望始自二战后的工程，会遭遇巨大的抵制？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功不仅来自对欧盟的担忧，也来自对自由派/左翼精英不满情绪的激增，后者被指为许多忧患的源头：移民问题、遭受挤压的经济、伊斯兰极端主义，当然还有被指主宰布鲁塞尔的“欧洲官僚体系”（Eurocracy）。正如美国的茶党（Tea Party）选民声称的那样，一些欧洲人表示他们已经夺走了自己的国家。

        面对着日益被大公司和幕后的国际官僚所统治的世界，人们油然产生一种政治上的无助感。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宣称，只要我们能够再次主宰自己的地盘，一切都必然会变得更好。

        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对欧洲机构的信心，还包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自由派/左翼共识。1945年后，基督教和社会民主党有一个共同理想，即和平的、统一的欧洲，承诺经济平等、福利国家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欧洲大陆团结论逐渐取代了民族主义。

        这一意识形态大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严重削弱，苏联帝国的解体不但使社会主义前景暗淡，也让任何形式的集体理想主义蒙上阴影。新自由主义开始填补真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移民——大多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各大城市定居，导致了各国主流政党无力反应的紧张局势。

        在经济衰落、不时爆发暴恐事件的氛围下，对种族主义或“仇外”的警告便不再被当回事。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政客趁机大行其道，他们承诺捍卫西方文明、抵抗伊斯兰教、与“布鲁塞尔”做斗争、从左派精英手中“夺回”祖国。

        但这一举动根本不能让欧洲兴旺。要想与其他大陆崛起的势力竞争，共同的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显得日益重要。而共同货币——不管其概念如何漏洞百出——呼唤共同的金融机构，如果欧洲无法重新获得团结，就不可能建立和维持共同的金融机构。

        问题在于如何办到。比如，怎样才能说服相对较富的北欧人，特别是德国人，在危机期间，用他们的税金来帮助南欧人？

        不幸的是，泛国家运动在培养共同归属感方面成绩不佳。他们要么乱得一团糟（泛阿拉伯主义），要么太危险（泛日耳曼主义），要么既乱又危险（泛亚洲主义）。

        泛欧洲机构的创始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如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让·莫内（Jean Monnet）。泛欧洲主义与天主教的渊源比新教更深，因为传统上他们会在罗马教廷寻找归属感。罗马教廷通常代表着欧洲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957年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但这不可能成为欧洲模式，因为欧洲公民几乎涵盖所有的信仰，以及大量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欲激发的前苏联帝国式的种族团结显然也不是欧洲想要寻找的答案。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在二十世纪成了有害的政治策略，它导致了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这一后果可以表明到普京目前的所作所为有多么危险。无论如何，欧洲人从未在种族意义上统一过，今后也不会。

        一些欧洲领导人，如前比利时首相盖伊·沃尔霍夫斯塔特（Guy Verhofstadt），梦想建立一个欧洲文化共同体。沃尔霍夫斯塔特声称自己热爱法国葡萄酒、德国歌剧、英国和意大利的文学。所有这些都有其吸引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都不足以在政治或经济上统一欧洲。

        因此，剩下的唯一可行之道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欧洲公民不应该被诱惑放弃一定程度的宗教、文化或种族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他们也不应该因为热爱和尊重欧洲其他国家国旗和国歌，而被要求贡献出部分税收帮助他们。他们应该被说服，心甘情愿地做这些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

        国家领导人必须告诉人民，一些问题只有泛国家机构才能解决。他们能说服人民吗？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启蒙运动争论：约翰·洛克的基于开明自利的社会契约论与大卫·休谟的“文化偏见是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说之争。

        我支持约翰·洛克，但历史表明也许大卫·休谟更为有力，历史还表明，传统常常会被发明出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直是欧洲统一的问题：总有一些政治和官僚精英在铤而走险。普通人的观点很少得到关注。而如今，民粹主义正在从中渔利。

        作者简介：

        1951年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观察家》杂志编辑，《纽约书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东西方关系国际评论家中的先驱之一。现任美国纽约州巴德大学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

        曾就日本、中国、亚洲以及通常他们与西方之间的微妙关系发表著作，著有《面具背后》《伏尔泰的椰子》《上帝的尘土：当代亚洲之旅》《罪行的报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回忆》《传教士和浪荡子：东方和西方的爱与战争》《西方主义》等历史文化书籍，还写过一本小说《中国情人：李香兰传》。

        （本文来源:Project Syndicate，有删节。伊恩·布鲁玛头像由澎湃记者李媛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