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共产党员的修养”

        

王牌间谍熊向晖        

        众所周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所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体有这么几条：自觉改造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推动共产主义，服从党的利益，维护党的团结。总的来说，这份中共1942年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是高度原则性、理论性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不过，对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来说，共产党员的修养，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沈昌文在《穿帮的愉悦》（《那一张旧书单•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一文中写道：“十六七岁当小学徒时，常常伺候一些地下的共产党员。他们到上海来采购物品，同种种人物接触，在台面上讲的，都是江湖套话。可往往是话里有话，有深意存焉。我记得，当时那位领导人虞天石，私底下看他忙于研读古典诗词歌赋，可一到场面上，立即表现为十足的生意人，尽说些庸俗不堪的生意经。我由此懂得，做人所以要有两副面孔，有时实在出于需要，并不是存心要做什么‘两面派’。那时还有一个共产党员，天天同一些‘白相人’打桥牌，可我看他深晚还在床上细心研读一本英文的桥牌手册，方知他白天在桌上嚷嚷的什么diamond，spad……都无非是刚从书上看来的应对之道。”

        稍事网络检索可知，这里提到的虞天石是龙山人，曾在抗战初期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后来担任过中共镇海县委书记等职务，1945年10月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撤至苏北，做过中共苏北海上工作委员会秘书，曾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至于后面那位打桥牌的共产党员，姓名已不可考。根据条件所需，扮成生意人或者“白相人”，做人两副面孔，应该是中共情报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入门级”修养了。

        熊向晖被誉为中共王牌间谍。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中记叙了一桩往事。1937年的时候，还是清华学生的熊向晖随清华南迁长沙，在长沙，他接到指示：不要暴露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的第一军服务。

        服务团不久便迁到了武昌，受到胡宗南接见。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熊向晖的名字被点到时，他本应起立，却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宗南很不高兴，厉声问他：“贵庚？”熊回答：“再过三个月零四天就满十九岁。”胡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熊又答：“为了参加革命。”胡被熊的回答弄得一愣，再问：“你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熊振振有词：“孙总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宗南继续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熊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胡又追问：“对反革命怎么办？”熊脱口而出：“杀！”

        熊向晖之所以在这种场合出风头般地采取这些举动，意在引起胡宗南的重视。胡宗南果入彀中，接见后不久，便派副官约熊向晖到住所个别谈话。到了这个时候，胡宗南一改之前的矜持，详细询问熊向晖的家庭情况、政治观点等，也就是说，准备重用了。一枚事后证明发挥了绝大作用的“闲棋冷子”（周恩来语），靠了熊向晖的随机应变，悄悄地往前移动了关键的一步。

        当然，对建国以后做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成为外交工作者的熊向晖来说，口舌便给、敏于应答，只不过是基本功，算不得什么高难度动作。学者陈明远在博文《由电视连续剧〈潜伏〉说到40年代地下工作者“话剧皇帝”金山》中写到的金山，修养那可真是了得。

        金山的本名叫赵默。他表面上是以“金山”这个艺名活跃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话剧皇帝”，实际上却是长期跟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金山曾拜青帮大佬杜月笙为师，他与“影剧四大名旦”之一张瑞芳（张瑞芳当时也是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中共地下秘密党员）结婚的时候，杜月笙是主婚人，而且很为这桩婚事感到得意。金山的家族成员社会关系复杂，是国民党、政、军、商、文人的大杂烩，他日日周旋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出入于各路官商齐聚的热闹场合：抽烟、喝酒、跳舞、讲笑话、搓麻将、打梭哈，每每玩到半夜三更。他甚至在1946年的时候作为“国民政府接收大员”和张瑞芳等人一起，到东北长春接收敌伪“满洲映画”电影厂, 还借此机会编导、拍摄了《松花江上》这部中国电影史的杰作。这个“满洲映画”电影厂，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看金山的作派，活脱脱是个富家少爷、风流公子哥，还是个能编擅导的文艺青年。那些和金山打交道的官员和商人，万不会把他和满口主义、满脑子革命的共产党员联系起来的。这大约要算一种特殊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了。

        末了说一个和正文没啥关系的八卦，金山后来跟张瑞芳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周恩来的养女、大名鼎鼎的孙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