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90年|17期生韦万泽：抗日突围后只剩我和两把驳壳枪

        我叫韦万泽，广西藤县人，1912年出生，今年101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和妻子都还在学校读书。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日寇已经借机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烧杀、奸淫我们的同胞，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财产，并野心勃勃地叫嚣要灭亡中国。

        对日寇的凶残侵略，我和全国四万万同胞一样，十分愤慨，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抗议日寇侵略中国的行为。回家后，我便和太公（祖父）说：“如今日寇占领了东三省，野心很大，看样子要南下灭亡中国，为了不当亡国奴，我身为一个青年，准备响应政府号召去当兵，拿起武器，驱除日寇，保国卫家。”

        我太公也是行伍出身，深明事理，便说：“外虏入侵，国家有难，没有国就没有家，青年人应该承担起责任，去吧，赶走日寇再回来。”由于父亲外出做生意不在家，我拜别了母亲、弟妹，新婚妻子也含泪说：“你放心去吧，我在家照顾几个老人，早日胜利归来，我在家等你”。

        我随身带着一包米饭，从家乡藤县步行十几华里来到梧州，在大南酒家的征兵站报了名。和我同来的七、八个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人通过了面试考核，随后便被集中送到广西柳州航空学校，分在高射炮队培训学习。

        一年后，我被提升为班长，三年毕业时晋升排长，分配在云益山原广西大学附近驻防。第二年，日军九架飞机来轰炸梧州时，遇到我军的猛烈炮火拦截。

        我负责指挥阵地防守的四门高射炮，每门炮七个士兵，日寇飞机先是试探侦察投弹，见我们不开火，以为我们不敢打，谁知我们采取高不打、远不打的战术，沉着应战，等日机进入有效射程内，炮手一开炮“砰、砰、砰”几下就命中日机，它拖着一屁股的黑烟往广东肇庆方向坠毁了。

        战斗中，山头的松林几乎被炸断炸翻，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几十个人伤亡惨重，损失大半，高射炮也被炸坏了两门，我头部也被弹片所伤，血流满面，但仍然坚持指挥剩下的两门炮，又击落一架日机后，我昏倒在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我得到上级的奖章和奖金。头部伤好后第二年，我被送入黄埔军校武岗二分校五大队（营建制）全面学习政治文化、战术指挥、密位测绘理论、骑兵训练以及侦缉、捕俘等十多门课程，三年多军校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西三十一军一三一师直属搜索营任连长，前往湖南侦察日军动向和兵力情况。

        1944年中秋节后，我又调到一三一师三九二团任代营长，带兵往桂林市郊的粑粑厂、灵川等地，专门袭击日军的防地，以及对付日军的侦察，用无线电讯号指挥美国飞虎队轰炸日军的阵地。

        10月底，桂林保卫战开始后，我带200多士兵的加强连，防守桂林火车北站，士兵高喊：“兄弟，来世再见！”先后击退十多次日军疯狂进攻，隆冬腊月的桂林又下着毛毛细雨，气温只有几度，守军虽然身穿棉衣，但都全身湿透，瑟瑟发抖，始终坚守在阵地上。大家吃炒米，用帽子接雨水喝，没有一个士兵退缩，直到上级通知突围时，我连剩下不到10个士兵了，突围之后就剩我自己和两把驳壳枪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当年桂军兄弟与日寇顽强奋战的情景仍犹如昨天。我们的后代务必要居安思危，不忘历史，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歼灭敢于入侵之敌，这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女。

        （摘自《黄埔》，韦万泽口述 韦肇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