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清流汪惠仁，老艺术家在西康路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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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汪惠仁

文 | 鲍尔吉·原野

汪惠仁，也可以写作汪徽人，他是安徽人。家在大别山东麓的潜山市。

潜山市隶属安庆。我没有去过潜山，至今认识的潜山人只有两位：一位是汪惠仁，另一位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韩再芬。

有一年，我们几个人跟韩老师一起聊天，听她三言两语，就把她的演员身份忘掉了。韩再芬温和，亲切，诚恳，轻声慢语。你把她看作是山中兰草或者月光下的竹子并无不可。那一次聚会散场后我们几个人纷纷疑惑——韩再芬，那么大的艺术家为什么这么谦虚呢？人们觉得她的谦虚很不对，与许多演员格格不入。我在心里回放了一下韩再芬席间的谈话。她谈到戏曲的深厚，家乡山水的恩泽，句句流露膜拜之意。这样的人怎么会不谦虚呢？人的品格与故乡山水一定有相合之处。

说到潜山，你不要往潜水或潜伏上面想，古时这里是皖国首都，皖字出在这里。这个字如今挂在安徽省所有的机动车牌照上风驰电掣。汪惠仁的家乡不仅是古皖国的首都，那里还流淌着皖河，一皖到底，江南的气脉保留在此处。潜山还出过一位大学者余英时，他是一位文化大家。

与汪惠仁相处愉快。他的聪明、谦让、博学让人感到江南风物的清朗和煦，有恰好的分寸感。你感觉这个人的心胸如同一座山顶上的亭子，四柱题古来今往的楹联（各种书体）。山风在亭子里穿行毫无障碍。在亭子边上不费力就听到泉水的低语。这种样子与江南山水并无二致，“吾欲仁，斯仁至矣”。

我以为中国文化其中一脉得自山水，不像人们说的那么深奥。几百年来，特别是这几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渲染得深不可测，仿佛它是外星人的密码。事实上，亲近山水更容易走进中国传统文化。孔子，庄子，苏轼，古诗十九首，以及中国的书法、园林、戏曲莫不如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有文化的人会自然而然呈现一种样貌——他来自某处山水或他就是某处山水的一部分，面貌鲜明。惠仁即如此。

众所周知，汪惠仁是一位很好的书法家。他的字笔墨传承兼备，毛病是他太爱写字。他把他所经历的人生、所见到的风景都和字放在一起联想，站在字里看世界。这就不好办了，他不断在墨池里遨游，没完没了。人们常说是非，好恶，得失，这是人们对人对事作出判断的依据。汪惠仁看事物爱用米芾、王铎、蔡襄、苏轼、山谷、怀素来衡量。我不懂这里面是一些什么标准，但一定也可以衡量美丑、取舍、浓淡。这也是一种世界观。但此观如高等数学，听说是听说过，但理解不了，趴你耳边讲也是白讲。惠仁于此不改其乐。

惠仁说话轻声慢语，好像怕打扰到他身后鸟笼里入睡的小鸟。韩再芬说话也是轻声慢语。他们相信道理或者常识与声音的大小没什么联系。也许潜山市人民政府发布过公告，号召全市人民用轻声慢语来表达对汉语的爱惜。

惠仁幽默。我曾说他那双大眼睛是安徽省诞生的两双大眼睛之一。之二是出生在芜湖的赵薇的双眼。汪惠仁的眼睛能看出人间、书间、山水间许许多多的幽默。这种幽默是意趣与生机，是活着可取之处。在真正的幽默家眼里，所有的装腔作势都愚不可及。幽默的人崇尚自然，而自然界从来没生长过装腔作势的东西。读中国书——你如果会读的话——能读出很多幽默，也就是生活态度。自然界的植物柔软、坚韧，在风中作舞。动其所动，静其所静，一切显得很自然。所以我们见到那些自然而然的人，自然领会他的自然来自自然，被人称为幽默，很可爱，像汪惠仁与韩再芬一样。

假如我们要授予汪惠仁一枚奖章，商议一下他哪些成绩需要被褒奖。结论是他的精妙书法、幽默和大眼睛都不必发放奖章。有一点，他一定应该得到一枚奖章。那就是他让《散文》月刊在几十年的光阴中保持着中国文脉当中的清和宁静，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自上世纪90年代伊始，人们的生活都发生着急剧和巨大的变化，如今人们看到任何变化都不觉得奇怪了。同时人们看到许多很好的东西丢失了，永不再来。比如四合院、方言和古老的手艺。这种激荡的洪流对文学的冲击最大，包括对文体、对文风、对语言的践踏。粗暴的虚伪的语言四处横行。坏语言横行自有横行的道理，人们仍然想看到如今中国文脉的清流在否？那是一幅清风明月的言说方式，是低回的、咏叹的，浴乎沂、咏而归的言说方式，用汉字一字一字把它写下来。这一份表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比四合院更宝贵，它表达了中国人那份安静的爱美的心。这一派风气只在《散文》月刊里看得见，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如今仍然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这枚尊贵的奖章隆重地别在汪惠仁的胸前并向他致敬。

本文作者：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作品集100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好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电影《烈火英雄》原著作者。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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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艺术家在西康路35号

汪兄惠仁印象记

文 | 徐晨亮

多年以后，汪兄惠仁因为常在微信朋友圈里自嘲，稳稳立住了“老艺术家”的人设。而这并不是多么令我惊讶的事。

2003年夏末，我走进西康路35号百花文艺出版社。办完报到手续，被领去各科室“认门”，转完七八两层，又来到孤悬于四层的《散文》编辑部，正是在那里，我初次见到汪兄。因为已被未来同事们的热情与好奇搞得有些手足无措，那天只记住他有一双过分炯炯有神的眼睛。其实对于彼时的我，社里所有中年男性编辑都有同一张面孔，额头上隐隐一行小字：这便是你十年之后的样子。

待覆盖在“单位”这个陌生词语上面的薄纱被慢慢揭开，我终于也学着其他同事的样子，在汪兄面前笑嘻嘻地喊上一声“主席”。“汪主席”这个称呼的来历，我听过几种版本，重点在于，种种传说与轶事让他的面目在我心中清晰起来。他身材并不高大，却精悍有力，据说还有一手弹指飞牌的绝技；说话慢条斯理，又常吐精辟之语，有时一句善意的挖苦，会令对方愣上半天才醒过味儿来；更为耀眼的则是他的才华，几乎得到全社上下赞佩，我至今记得老编辑谈起“小汪”时那“百花后继有人”的欣慰神情；与才华伴生的自然还有性情中的棱角，不过我到社也晚，见识的更多是他随和的一面；至于他精擅的棋道与书法，我彻底是门外汉，无从置喙，不过倒是目睹过他在牌场上的风采。那几年同事们常在午休或下班后凑成牌局打“双抠”，每逢汪兄上阵，常有荡气回肠的战役。他最喜欢在对手势如破竹、己方形势危殆之时，通过精妙设计的杀招一举翻盘。这番场景甚至被他写进了《散文》杂志的卷首语中：“某日大雪，牌局至尾声，似乎大势已定，但隐约还存在变数……中有一人，素谙吟咏，踱至窗前，叹曰：唯兼顾实惠与牌型之美者胜算大，此要妙能领会者几人欤！”

说到汪兄自2004年接任《散文》执行主编起每月为杂志撰写的卷首语，我曾亲耳听闻许多文坛师友的赞叹。每一篇不过四五百字，出入于文心与世相之间，或直指要害，或曲径通幽，或即物起兴，非兼备才学识者不能为之。但这些文字又并非以作家或批评家个体角色发声，一以贯之的主线从文学编辑的本位出发，邀约读者与作者共同探察文学“意义系统”的内部格局与外在延展。其中固然有一个面目鲜明的“我”，但已与所服务的杂志融为一体。汪兄曾如此形容《散文》这份杂志的趣味，“不深情，难触细微，浅尝不知其味；无省察，即无跳脱，混沌何来理趣”。“深情”与“省察”，其实也是对他个人性情的最好描述。这一点，我进入《小说月报》，特别是2014年接任执行主编之后，才有更深的体认。

很多人熟悉百花都是从《小说月报》与《散文》开始，同样创刊于1980年的这两份杂志个性又略有差异。据说百花前辈编辑首先谋划的是创办一本专门的散文杂志，后因经营上的考虑，决定同时再创办一本读者范围更广的小说杂志。孕育期不同的定位，烙印于两本杂志的基因之中，左右着她们后来的道路。套用《一代宗师》里那个著名的说法，《小说月报》扮演着百花的“里子”，而《散文》才是百花的“面子”。文学界的友人曾用散淡、高远、包容、温暖等美好的词汇形容《散文》。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散文家王陆的《我产卵》一文，作者自况为“侏儒鳄”，把《散文》比拟为树影阴凉处能找到湿沙的所在，往下深挖一尺半，温度正好，于是“每年有这么一两次爬到这里来产卵”。为人与文学的相遇提供庇护与助力，《小说月报》《散文》两刊的理念其实又在更深处相通，或者说，是从不同路径寻求“实惠与牌型之美”的平衡。

汪兄家乡在安徽潜山，因在南开求学来到天津。南开中文系有一批学养深厚，却声名不彰于外的名师，祝晓风先生曾将他们形容为“岩穴之士”——从汪兄身上便能看到这一脉传统与《散文》杂志“独立风标，随世而运”之性格的印迹。曾偶然听他的旧友提到，当年他也曾有“青年艺术家”狂放激烈的一面，但我在西康路35号认识的汪兄，虽不过三十出头，已然经历过岁月的淬炼，更像一位神光内敛、有所不为的“狷者”。然而2010年后百花接连更换五六任社长，一时竟有风雨飘摇之感。原本可以继续有所不为的汪兄，却以过人之大勇选择有所担当。2018年我离开百花之后，曾有机缘与他长谈数次。其间他有不少勉励之语，让我铭感于内。谈及自己担任出版社总编辑，兼任《小说月报》《散文》两刊主编后的重担，他却依然一派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在朋友圈晒过亲手为家人烹制的晚餐后，丝毫不着相地写下一句：既已做饭，何妨再洗碗耳。

汪兄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年长我九岁。十八年来我得到他许多教诲与熏染，于情于理都应称一声“老师”。不过我还是喜欢“兄长”这个称谓。一位良师能指引方向和路径，而一位兄长，则会用他自己修行的步履，提示我们去思考、去想象，十年后的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还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本文作者：

徐晨亮，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任《当代》杂志副主编。曾任《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原标题：《品读 | 鲍尔吉·原野：清流汪惠仁 / 徐晨亮：老艺术家在西康路35号——汪兄惠仁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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