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研究所：贝克尔是对的

 1、犯罪

        贝克尔以将经济学思维运用到狭隘的经济交易之外的领域而闻名，犯罪就是其中一个领域。之前人们对于犯罪的认识是，犯罪活动由精神失常或社会压抑而来，应对方法可以是提高精神健康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他1968年的论文《犯罪和惩罚——一种经济学方法》及后续研究中，贝克尔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罪犯的基本想法是寻租，他们努力获取别人创造的资源，而自己却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贝克尔认为，罪犯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他们在犯罪带来的收益和可能被抓住而受到的惩罚之间权衡。

        社会可以用两种方法改变这种成本-收益等式：加强监察，或提高惩罚力度。增加警力的成本相对更高，而提高处罚力度则更容易做到。

        贝克尔的洞见改变了政府应对犯罪的态度。例如，“零容忍”的态度使得潜在的罪犯感觉到自己被抓的可能性更高了；摄像纪录使得监察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刑罚力度的上升也提高了罪犯的风险。

 2、古巴问题

        多年来贝克尔都与理查德•波斯纳一起写博客，在他去世之前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有一篇题为“是时候结束对古巴的禁运了”。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始于1960年，其目的是对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政府施压并鼓动古巴人民推翻它。但禁运并没有达成这一目标，反而成为了古巴共产主义经济失败的遮羞布。

        1959年的古巴，出口烟草和糖，人均收入高于当时出口大米和糖的台湾。现如今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参与全球贸易的现代、开放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比古巴高出五倍以上，而古巴的主要出口品依然是烟草和糖。贝克尔写道：“古巴已经不再能威胁到美国利益，继续用禁运来惩罚古巴人民，或为古巴领导人就糟糕的经济表现提供托词已经没有意义。”

        反对禁运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禁运所惩罚的对象是错的。禁运损害了受限国家里穷人的生活水平，他们无法接触到国际商品，也不能在全球市场上销售自己的生产成果。另一方面，禁运也伤害了施加限令的国家，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估计，对古巴的禁运每年使美国损失了近12亿美元，损失主要来自旅游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潜在收入。

        贝克尔倡议，除去极端情况，美国应该始终遵循自由贸易，这也得到了大多数自由市场支持者的认可。理查德•科布登认为，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将引领各国走向最终的和平，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更加能够互相协商并和平处理争端。而且，贸易国将各国视为伙伴，互相依赖以获取食物，并使双方民众加深了解。

        贝克尔是对的，解除对古巴的禁运将为古巴人民带来丰厚的收益，还可能加速古巴告别共产主义并加入现代世界。

3、毒品

        去年二月贝克尔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大麻的去犯罪化。十个月之前他曾公开倡导对大范围的毒品实行合法化。他列举了毒品去犯罪化的几个好处，比如削减毒品卡特尔，使得需要医疗帮助的人得到治疗，并节约执行成本。

        毫无疑问的是，针对毒品的战争已经演变为一场灾难，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涌现出大量犯罪行为。数百千万的谋杀案由此而生，非法毒品交易带来的巨额利益腐蚀了许多国家的法制。毒品并没有得到抑制。理性的人们都希望提出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许多立法机关和媒体都坚持认为，对于那些明知无用的措施，我们甚至应该做得更多。

        贝克尔的看法与亚当•斯密研究所不谋而合，我们倡导毒瘾应被看作一个医疗问题而非犯罪问题，应设立更多的诊所并配备医护人员，应使毒瘾患者得到医疗检查和治疗建议。因为人们不会通过就医来获取娱乐性的毒品，我们呼吁大麻、摇头丸和可卡因应得到合法化。

        这样一来，基于毒品交易的犯罪行为就能够消失。青少年不再会为了毒品发生枪战，监狱也不会再人满为患。人们将不再发觉自己的习惯与法律相悖，不再视警察和法官为敌。质量监控将使得药物感染和过度服用得到控制。

        是的，毒品使用可能上升，更多年轻人可能想进行尝试，就如他们今天对待烟草和酒精那样。但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更为糟糕：毒品使用量接近美国对酒精的定额限制，犯罪团伙发展迅速。是时候尝试贝克尔的方法了。

4、移民

        贝克尔对移民问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建议对在美国或英国生活或工作的权利标价出售。他认为政府应该制定一个价格（比如5万美元），并接纳那些愿意为此付价的外国人。当然，恐怖分子和罪犯应被排除在外，但对于其他人应该敞开大门。

        贝克尔的理由是，这样做能够使移民为接纳国带来最高的价值。有能力的人乐于付价，因为与穷人相比，他们从穷国移民到富国更能享受到收益；年轻人更能被吸引，因为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工作以收获移民的投资；相比那些倾向于回国的人，计划永久居住的人也将有更长的时间享受收益。这三类人都是更令人满意的移民。

        不管细节上的问题，显然人们会认可贝克尔对于移民的原则性看法：能为东道国做出贡献的人应该被鼓励移民。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圣基茨和尼维斯岛为那些在糖产业投资25万美元和在房地产业投资40万美元的人提供公民身份和居住权；多米尼加为投资10万美元的人提供公民身份；美国为投资50万美元并为美国人创造了10个就业岗位的人提供绿卡，加拿大接纳付价40万加元的移民。

        贝克尔的提议确实会面临关于移民涌入带来的福利和健康方面的质疑。然而，当移民大多为年轻人并努力寻求工作时，这样的质疑就有所减弱。即使是那些反对移民的人，也会欢迎熟练工和为本国投资的人。

5、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一般被视为由个人或群体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它代表着人类能力的价值，并使我们能够独立或在组织和国家中集体地完成目标。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投资，并能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水平，其回报率可被大致测度。

        贝克尔颇具争议地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与儿童的回报率相比较。当人力资源丰富时，相比对儿童的回报率，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率更高，而当人力资源稀缺时，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率要低于对儿童投资的回报率。因此，人力资源有限的社会倾向于选择大家庭，对每个成员的投入较少；而人力资源丰富的社会则相反。

        实证结果也表明，穷国的家庭规模较大。他们需要孩子为家庭收入做贡献，需要孩子在他们年老时为自己养老。当社会更为富裕时，教育和训练孩子的机会更多，而且社会福利可以赡养老人。这些因素就解释了为什么富裕社会的人口增长率更低。实际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在减少，而且即使对于人口增长的国家，也是移民，而不是生育在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随着人力资源递增，而非递减。人力资源越多，对其进行投资就更有价值。这反过来也带来了之后生产的高质量和高产量。即使人口增长，资源也能增加，这与马尔萨斯的想法相反。

        悲观论者告诉我们，人口过多时将既无食物也无资源，世界将被战争和饥饿充斥。然而，乐观论者，包括贝克尔，告诉我们人力资源的增加可以减少人口压力，并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再一次，贝克尔站在胜利的一方。

6、家庭

        贝克尔将家庭引入经济思考并将经济计算引入家庭生活。他指出，家庭就像一个小型的工厂，是一个微型经济体。家庭所生产的基本的产品是食物、居住和娱乐。这些产品的成本不只是生产它们的投入要素，更是包括了生产它们所花费的时间。家庭与包括工作场所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经济之间存在互动，因此二者之间也存在权衡取舍。

        随着工作的真实工资增加，花费时间在生产家庭产品上就变得更不具吸引力。其中一些产品会向外索求，人们会用购买来代替自己在家中生产，以换取更多的自由时间进行更有价值的活动。例如，人们外带披萨回家，或请裁缝来修补衣物，或请护士和家庭教师来取代之前在家里完成的活动。

        有时候，家庭生产会随着工资上涨而变得更为资本密集。人们会购买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例如吸尘器、洗衣机和洗碗机，因为随着工作时间价值的增长，如果没有这些机器的话家庭生产的时间将更无效率。传统的看法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取舍，贝克尔则将视角落在家庭内时间密集型生产由多到少的变化。

        贝克尔也注意到妇女大规模进入生产力带来的影响。在工作中所能得到的工资，使得她们更不愿意花时间在比如抚养和照料孩子等的家庭活动中。这为广泛观察到的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有所下降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经济学解释。贝克尔认为这也能解释发达社会中离婚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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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Gary Becker was right”，2014年5月13至21日刊于Adam Smith Institute网站。作者Madsen Pirie为Adam Smith Institute研究员。中文简报刊于CEEM《全球智库半月谈》第51期。李想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