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农民工子女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

        2014年高考已经落幕。教育部统计，今年共有5.6万名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这是教育部官方首次公布“异地高考”报名人数。

        截至2013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达1277万人，占到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9.3%。其中，进入公办学校就学的学生比例达80.4%。

        异地高考难以全面放开，使得农民工子女无法享受与城市户籍同龄人平等的教育机会。而且，问题不止这一个，农民工子女报考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他们的父母能否负担昂贵的学费？今天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天之骄子，考上大学是否能真正改变农民工子女的命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曾对在S市居住的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状况做过深入调研，他把这些孩子称为城市化的孩子——新一代的城市“移民”。那么这些“城市化的孩子”是否真正“城市化”了呢？他们在城市中是否享有了教育公平？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十五期“复兴论坛”上，熊易寒从生活环境，教育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享他的调研结果。        

        以下是澎湃记者对讲座所做的摘录：

 城市化的孩子

        “城市化的孩子”，主要有几个含义：第一个，他是跟中国的半城市化道路联系在一起的。什么叫半城市化道路？一方面我们需要农民工，我们更多的是把他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或者一个经济要素。但我们却同时忽略他们作为人，作为公民的那些角度。作为一个公民，他需要权利，需要去参与城市生活，参与城市运作。

        第二个含义就是这群人实际上他自己也在进行着城市化，这些孩子单纯从衣着，或者从外面去看的话，很多人其实跟城市孩子没有太大的分别，包括从他的价值观、行为、思维模式等很多方面来看的话，跟城市孩子区别是很小的。只是说，他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一些，比较贫困一些，但是他对审美的偏好，对城市的态度，价值观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城市化了。

        在S市，我从2007年开始接触这个群体，研究他们，像这些孩子实际上跟乡村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跟他父辈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现在30岁，40岁的父辈，基本上是在农村当中接受过教育，长到十七八岁，或者十五六岁，他有完整的在农村接受教育和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他对农村生活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情感，有一定的文化的纽带的。

        而这些孩子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在S市，还有很多人不出生在S市，但他有完整记忆之前已经到了S市，他们对老家是没有亲近感的，那个老家跟他父辈那个老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

身份认同的困境

        过去政策上把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他们实际上是移民。我调查的那些孩子比我来S市的时间长，很多人是80年代就已经来了，但是他们在我们治理当中不算S市人。所以对这些人来说，特别是这些孩子来说，他面临身份认同上的一个困境，他到底属于哪里人呢？这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做研究，我原来曾经在农民工子弟学校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跟他们聊天，我说你是哪里人？有的人说是湖南的，江西人，安徽人……有一个小孩他就说：“我是S市人。”然后其他小孩马上就嘲笑他，说老师他撒谎，他哪是什么S市人，他老家是黑龙江的。然后这个小孩马上就脸红了。

        在调查当中我们发现，农民工子女要么说他的原籍，要么说“我是外地人”。回答说我是外地人的比例是很高的，几乎没有人当着你面说我是S市人，因为有一个群体的压力了，一方面他们内部这些人也认为你不是S市人，然后我们外界实际上也在给他一些压力。“外地人”不是一个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个否定意义上的词汇，实际上他说的潜台词就是我不是本地人。

生存环境恶劣

        我调研过S市某大学附近一个聚集区里面的夜市，这里的居民基本上是在大学周边从事黑暗料理。黑暗料理就是小摊小贩，一到晚上就出来了，卖点煎饼，炒河粉之类的。有一家做肉夹馍的，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住在木头搭起来的房子里。

        原来大学周边农村的农民，地被大学征过去以后，这个农民工就开始到大学后勤里面做点事情。他们就在自己原来的一小块三角地里面盖了很多私房，然后隔成很多间，每间房子大概是6到8个平方，租给这些农民工，大概月租金三四百块钱，但条件非常差，没有洗手间，垃圾到处倒的，聚集区的尽头就是一个垃圾的填埋厂。

        这家在我所调查的农民工子女当中还算是比较好的，布置的还有点温馨感。

        另外一个家里面条件更差一点，有一个电视，没有桌子，吃饭都不用桌子，就是蹲着吃的。这家的小孩是我当时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教的一个学生，这个小孩是趴在床上写作业的。

        那里是农民工的聚集区，大概有2000多人的规模，一下雨，不穿雨靴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泥特别深，也没有公共厕所，必须跑到小区外面的公厕。

        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小区里面就是没有秩序的，实际上，这个小区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村庄，保留着很多村庄里面守望相助的一些东西。因为每家特别小，每家每户互相都联系很紧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的父辈社会经济地位是比较低的，很多的父母从事的工作让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孩子。像这个社区里面主要是从事黑暗料理，基本上到了晚上5点钟之后才去工作，这是什么概念？他跟孩子是不太见面的，因为孩子是早上出去的，到下午4点钟开始放学回到家里面，回到家父母就出去了。第一，这些小孩跟父母之间的亲子交流是很少的。

        第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大多数人都希望孩子上大学，哪怕再苦再累也要让他上大学，因为我要让他摆脱我的这种状况，不要让他再重复我的人生轨迹，甚至有的说读硕士，读博士。另一方面，大多数家庭也承认我们中国讲的“龙生龙”法则。中国俗话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一点他们父辈是很清楚的。我们去跟那些父母谈的时候，很多父母就会在孩子不在的时候跟我们讲：“熊老师我是跟你说实话，我们小孩真要考上大学是很难的，我现在当着他面是跟他说一定要考大学，我鼓励他，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现在我们这一片2000多号人，我们这个小片里面小孩上了正规本科的二本以上学校的凤毛麟角，根本没几个人。我们孩子要想考上大学太难了，他们即使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蚁族”，很多考上大学之后在城市里面还是底层，像我当时调查这个社区里面，就有一个投亲靠友的一个小伙，他当时从安徽的二本，一个比较差的地方性的院校毕业后来S市打工，他当时找的一份工作就只有2000多块钱一个月，他就投奔了亲友，到这个小区里面来的。所以，一方面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有一种很实际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当中也是有选择性，有一些策略的。

        比如他们对儿子的期望会更高，因为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很强的。刚才提到的家庭，有三个小孩，第三个孩子是儿子。他们对小儿子的期望值更高一点。大女儿、二女儿都在S市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就是进技校的，但是小儿子初二结束之后就要送到老家去念高中，因为希望他考上大学。女孩子一般的结果是这样的，如果是长女幼子，或者长女，二女，幼子的话，这种情况下女儿会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外，比如孩子在城市里面成绩不怎么样，他们也会选择让他进入技校，如果成绩确实非常优秀他才会把孩子送回老家。送回老家当然成本会增加，因为老家没有人照看，要寄居在亲戚家里面，或者寄居在学校，那么经济成本会增加，同时有一个情感上的分离。

        另外还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考虑，比如像教材不配套，教学方式不一样，这个都会额外增加他的成本。

        另外就是家庭教育方式，如果拿他们跟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去比的话，区别还是蛮明显的。我们调查下来发现两种极端特别多：一种是放任不管，有的孩子去外面网吧过夜父母也不太清楚，因为父母工作特别累，特别辛苦，可能也不是太上心。还有就是特别粗暴，一旦发现孩子在学校里面逃学或者翘课，回来后对孩子的家暴行为是蛮多见的，轻则打耳光，重的是拿棍棒去打，拿皮鞭去抽，我们都碰到过，还有跪玻璃瓶子的。

        而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特别注重语言，注重情感。我要让你自己意识到你的错误，我会跟你讲道理，让你跟我来承认，说你错在什么地方。在农民工群体里面，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比较容易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另外他也没有掌握很精细的道理，他的受教育程度让他没有办法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和教育工作。

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一种“反学校”文化

        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农民工子女在学校当中受教育的状况，我当时在S室Y区最大的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过一段时间书，总体来说，从硬件和师资上来讲是比较差的，有很多老师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有的本身在城市里面打工，他可能上过高中，有的是一些乡村的民办教师。极少数是该市公办学校里的退休教师，这些老师算是他们里面比较好的老师，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大学里面的志愿者。

        这些学校整体来讲纪律很糟糕，我当时是希望做一个参与性的研究，学校说你来给我们上英语课好了。所有的老师在课堂当中大概有1/3的精力是用来维持纪律的，班主任会好一点，这些孩子也是分得很清楚的，他知道班主任可以开除学生的，所以他对班主任的态度会比较顺从一点。

        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还发现存在一种“反学校”文化。就是这些孩子通常会认为学校所传授的这些知识大多是无用的，他觉得我学不学也没有太大区别。这个在低年级不明显，但是到了毕业班这种情绪特别严重，他们认为学校里面老师所讲的东西很多是废话，或者是没有用的，这些孩子认为学校的这种教育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处境的。

        学校里面有一幅标语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叫做“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有的学生就用圆珠笔在上面写“狗屁”，他们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所以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大家认为是酷的表现，是好的。在学校里面染个黄头发，或者纹身，就变成很时髦的一件事情。他们会给老师起外号。校长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老板，他们私底下都是叫校长“老板”的。

        学校里面，学生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观，否定学校和老师的权威，一方面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早地获得独立。在这个农民工子弟学校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跟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弟相比，他们认为早一点打工或者从事体力劳动并不是很可耻的，或很失败的，很多孩子非常渴望能够去打工，因为出去之后就赚钱了，赚了钱就意味着可以摆脱父母的控制。正是因为他们心甘情愿比较早的进入这种次级劳动力市场，就是又脏又累又低报酬的工作，所以加速了他们那种阶级再生产的过程，就是他们更早的从事体力劳动，这样使他们更加不利。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他们这种反学校文化是理解为一种反抗。他实际上是看到了这种不公正的东西，他希望反抗这些东西，但是这种反抗会加剧他们的不利地位，使他们更加没有办法去跟同龄人竞争。所以他们更早地进入了他们父母所从事的那些行业，比如做厨师，做黑暗料理，或者进入工厂。

        我当时研究的一个公办学校，他们年级当中有五个班，农民工子女是一个单独的班，那个班大概在这五个班中排在第二和第三，并不差，但到了初三之后就倒数第一。

        因为到初三之后，出现了现实的门槛，就是他们不能在S市参加高考。那要成绩干嘛呢？再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到了初三之后就开始不太爱学习了。他们也可以在S市参加中考的，但是那个中考是一个单列的中考，不能进入高中的，只能在S市进入三校——中专、职校、技校，但是不能进入高中。进入这些学校他们中考就更加容易一些。比如他们物理和化学是不用考的，所以有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就会讲反正这个你们也不用考，这个我就不教了，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还有专业上的限制，比如S市本地小孩喜欢念的专业，培养空勤、空姐的，还有一些艺术设计的专业，他们就不能念的。最初向他们开放的几个专业很有意思，一个是烹饪，一个是酒店管理，还有一个叫数控机床，学这三个专业，你看跟他父母从事的专业是不是很像？——厨师、酒店里面的服务员、车间里面的工人。

价值取向差异

        我在2008年做了一个调查，其中有一些数据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农民工子女的价值取向，我们用一些命题来让他来判断：比如说“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平均是最公平的，要穷大家一起穷，要富大家一起富”，“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知识改变命运”，“政府是为有钱有势人服务的”。

        在这14个命题当中，我们看到城市的孩子有11项跟我们公开宣扬的那些价值观是最接近的，只有一项跟官方价值观是最远的。公办学校里面农民工子女有三项跟官方价值观最接近，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他不但没有一项跟我们主流价值观相近，而且有九项跟官方的价值观是相距最远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进入公办学校之后确实有助于他接受主流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不要夸大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总体的倾向还是一致的。比如我们官方价值和主流价值观所公开倡导的那些东西，城市的孩子会更加坚决的支持，农民工子女也不会反对，只是他支持的力度会弱一点，而官方所公开反对的那些东西，城市的孩子会最坚决的反对，农民工子女也会反对，但是反对的强度没有那么大，总体的倾向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办学校里面，价值观这套系统要更加的系统一些，比如在公办学校里面老师是家访的，每个孩子家里面会走一趟，但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公办学校里面很注重成绩，很注重成绩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要注重成绩的话，我不但要控制你的身体，控制你的活动，我还要控制你的思想，所以我要把我那套价值观灌输给你，你才能够主动的去学习，爱学习。

独立编班还是混合编班？

        我们再来看他们进入公办学校之后能否更好地融入我们城市社会？当时我们设计了好多问题，这里面我只列举一个问题，就是独立编班。你是支持把农民工子女放到一个班里面，还是插到城市里面各个班里面去，就是混合编班。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上大家第一直觉会认为混合编班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去问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进入公办学校，他就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话，他会认为独立编班是歧视，他坚决反对这个事。但是如果已经进入了公办学校的孩子未必了，很多孩子他进入公办学校之后，那些混合编班的孩子反而觉得更加受歧视。

        后面通过访谈发现，我们过去太过简单地认为跟城市孩子更多的接触，会使他们走向融合，大家更多的了解。实际上这种接触要看性质的，如果两种人各种情况比较接近的话，比如成绩，家庭背景比较接近，可能会消除我原来的刻板印象。但如果他的成绩确实比你差，或者他的家庭背景也比你差，各方面都比你差的话，可能你接触之后反而强化他那种印象，甚至他们发生冲突的话，他更加认为说城里人在歧视我。

        后面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如果是独立编班的孩子，他通常认为我们班主任对我们挺好的，因为他那个班里面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农民工子女，而且我们班主任很多时候都替我们说话。如果混合编班他就认为班主任对城市孩子更好一点。

        当然这里面现在情况很复杂，特别是这几年有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现在S市有一些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了，开放之后S市本地的孩子就跑了，只要这个学校说我们招农民工子女，家里面但凡条件好一点的孩子就转学了。

        有的公办学校甚至说他上下课的时间和农民工子女班的时间是错开的，就是差10分钟，避免他们打架，发生矛盾，也是为了让S市家长接受。因为S市家长说我的孩子会被他们带坏，所以最好他们不要见面。他们不在同一个教学楼里面，下课时间差10分钟，所以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交流。

       （录音整理：沈苗）

        演讲人简介:

        熊易寒: 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兴趣为移民政治、城市基层治理、比较政治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著有《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