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过去了，“北京人”仍不知所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可谓震惊世界。一般稍有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记住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即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裴文中，以及此后连续发现三具猿人头盖骨化石的贾兰坡。这也是国内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他们日后也不负重望，成为国内古生物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权威。然而，“北京人”发掘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故事。

周口店石头秘密无人解

        昔日的周口店，毕竟属于荒郊野外。在现代学术体制还未全面引进国内、对自然科学所知有限的状况下，我们很难想象有学者真会对一堆石头感兴趣。当时的大众与学界，绝少有人关注这里。有例为证。据裴文中介绍，当年的周口店出产石灰与煤，人们常可见成队的骆驼与骡子驮着石灰运往琉璃河，再上船去天津。于是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常露出两种面孔——挖石灰的是白面，如老妪擦了粉；挖煤的则是黑的，只有说话或笑的时候露出白白的牙齿。大众对这里的印象大概只是有矿产而已。

        考古学在当时仍属草创阶段。1927年中外学者参与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大约与此时间相当；而与周口店发掘密切相关的地质学，在当时也是知者寥寥。无怪乎有学者指出，“在民元以前国人几不知道地质为何物，调查地质为何事。”“在民国以前，中国行政界还未曾见过地质两个字”，所以民国元年在实业部设置地质科也呼吁成为“中国地质学界一个新纪元”。（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再从学科建制来看，虽然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1909年开办了地质学门，但1913年毕业之际只有3名学生，其中一名还未毕业即远赴德国留学，另外两人也未从事与地质学相关的工作。地质学的发展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起色。（王鸿祯：《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即使亲身参与发掘的裴文中事后回忆也觉得自己当年甚为懵懂：“我本来是一个很随便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凡事多不欲认真，读书亦多不求甚解：自觉很不适宜于担任科学上的工作和科学上的研究；但是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北京大学的理科，又不知为什么而入了地质系——其实那时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和新闻事业。”直到授命参与发掘，他也老实承认：“我在未赴周口店之前，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差不多何谓有脊椎动物是什么，都不晓得。”（裴文中：《周口店发掘记》）因此，“北京人”的发现似乎有些偶然的成分在。

三位海归学者嗅觉敏锐

        也是历史的风云际会，民国一批率先走出国门接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者嗅觉毕竟更为敏锐，周口店的发掘与近代地质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这里可以提到几个人：章鸿钊、丁文江与翁文灏。相对于后两位，知道章鸿钊的人可能不多。这位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高材生，颇有科学眼光，回国之后于1912年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矿物司地质科的科长。他任职当年即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痛陈中国调查地质之重要，并建议调查着手之计划，以备在鼎革之初，随着新兴的国运即开始工作”。这也成为后来丁文江力主成立地质调查专门机构之滥觞。

        丁文江可谓是中国近代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科技事业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推手。在他去世的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撰文纪念，声称“他在中国建设出地质学，至少是他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他最终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任上因煤气中毒而倒在了考察湖南煤矿的现场。

        翁文灏则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主持创办了清华大学地学系。他本人也以“燕山运动”理论等学术成就，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自然科学家之一。当然，翁氏后来“学而优则仕”，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与首任行政院长。这是后话。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上述三位的筚路蓝缕之功，中国地质学绝不会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而没有丁、翁二人的大力支持，也就没有后来周口店的发现。

        1913年，丁文江力主创办地质调查所，成立调查所的当年就开始招生，总算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1916年，丁文江正式担任所长，在今西城区丰盛胡同北面的兵马司胡同9号办公。当年设立的机构是地质股、矿产股与编译股，开始的研究重心也是在地质与矿产。这一局面随着几位外国学者的到来而被打破，原来不受重视的古生物学与化学等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这也就拉开了周口店发掘的序幕。

动物化石最初只作中药

       原来，中国发现哺乳动物化石的时间虽早，但从未将其作为动物骨骼化石看待，而是作为一味中药——“龙骨”为人治病。

       早在190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古生物学教授施洛塞（Max Schlosser）从北京的药铺里买到一批龙骨，经分析研究，他发现其中有一枚人类的臼齿，但由于材料不足，他只给其一个“人？”或“类人猿？”的名称，问号表示其不敢肯定。而真正在中国进行哺乳动物化石考古发掘的人，则是经丁文江介绍，于1914—1924年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1918年，时在北大任教的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McGregor Gibb）从北京郊区周口店镇鸡骨山采集到一包化石，将其转交给安特生。安特生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循此线索最终找到了那个红色的土柱，周围的石灰岩被工人剥去烧成了石灰，而那些红色土层中含有很多小动物骨骼，当地人称其地为“鸡骨山”。1921年，安特生再次带领澳大利亚古脊椎动物学家师丹斯基与美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葛利普前往鸡骨山采集化石。这次经开矿工人引领，见到了另一个巨大的化石地点，当地人称为“龙骨山”，可能是出产龙骨的缘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包括鹿下牙床等。后来这里一直吸引着师丹斯基等人的目光，直到1926年当他再次整理标本时才确认其中一颗牙齿化石为人牙。

（左起）1928年裴文中、王恒升、王恭睦、杨钟健、步林、步达生、德日进、巴尔博在周口店遗址合影。

加拿大医生命名“北京人”

        机缘巧合。周口店的发现也引起另一位学者的高度关注，他就是时任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的加拿大人步达生。据裴文中回忆，他1928年在周口店第一次见到步达生，“他给我的印象是瘦小的面庞，脊背稍微弯曲，精神充足，知识渊博。并且对于后进的人们，更多方指导。关于周口店中国猿人的研究，皆为步先生所担任。”（裴文中：《周口店发掘记》）步达生认为周口店“龙骨”的发现十分重要，虽然国外很多学者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在1927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将其命名为“北京中国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向全世界宣告了“北京人”的存在。

        步达生为了与中国合作，于1926年10月致函翁文灏，协议共同开展周口店发掘并筹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李学通：《翁文灏年谱》），而在丁文江的极力斡旋之下，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正式合作。步达生还同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建议，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周口店的发掘予以资助。很快，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此次计划。除此之外，步达生还力邀瑞典哺乳动物学家步林参与此事，同时加入的还有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动物学家杨钟健。不久，对周口店的发掘正式开始，获取了大量动物化石。1929年，步林辞职，杨钟健前往西北考察，裴文中可谓孤军奋战。本来打算在当年11月底停工，裴文中决定再坚持一段，不想无意中于当年的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裴文中由此一举成名。

        翁文灏与丁文江等人也倍感振奋。于是，由协和医学院支持，地质调查所在1929年专门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步达生为研究室的荣誉主任，办公场所设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楼一层。步达生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起开始全面研究“北京人”及其大量化石。这位瘦削的加拿大人自此整日与头盖骨作伴，据称他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去办公室，直到第二天早上别人开始上班才离去。1934年3月的一个清晨，他的一位同事来上班，敲门无人应，用钥匙开门之后发现，步达生心脏病突发去世，逝前双手还捧着头盖骨。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时颇为感慨。1933年，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在给裴文中所著《周口店发掘记》的序文中这样写道：“这册书实是中国科学研究中极重要的一本著作，因为周口店的采掘几乎是中国为物质科学之研究而做的采掘工作中最早与最大的一个……”在肯定裴氏成绩的同时，他也坦率承认：“我因此想到中国科学事业之难，即如周口店化石先由瑞典及奥国学者用心认识，继由美国罗氏基金会出资提倡，再由英法二国学者相助研究，费了许多经费才成区区事业。自从民国十六年以来地质调查所主持其事，于欢迎科学合作之中，力持中国主权，凡所采集不论巨细皆归本所所有，留在中国。重要著作，皆由本所或中国地质学会出版。倘非如此开诚合作，我们岂能在短时间内成此巨功？”这几乎可以视作对周口店与“北京人”发现的全面总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周口店发掘与“北京人”之发现，中国学者与研究机构固然成就卓著，但若没有国外学者与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恐怕要大打折扣。由此可见翁文灏襟怀坦荡，绝不贪功；当然我们也可感觉其底气不足，对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之焦虑，不过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仍然让我们感动。而晚清民国之学术转型与中外学界互动，于此也可见一斑。

战争中遗失北京人化石

        到这里，故事并未结束。“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裴文中赴法留学，贾兰坡接手发掘。于是才有了1936年连续发现三具猿人头盖骨的奇遇。而随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则让周口店发掘工作陷于停顿。三位留守于此的工人被日军杀害，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办事处的房子被付之一炬，研究人员纷纷南下，后迁往重庆北碚。裴文中历经艰险于1937年回国，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要求下，担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为躲避日军骚扰，丰盛胡同地质调查所旧址插上了美国国旗，换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接替步达生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是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随着日美关系的逐步紧张，研究室同仁也在考虑头盖骨的去向问题。为了不使化石落入日本人之手，魏敦瑞曾设想将头盖骨运至重庆保存，但由于需要长途跋涉且无安全保障，只得作罢。另一设想即是将化石隐藏起来，但仍然在沦陷区，不是长久之计。他与裴文中商量后，1941年初曾到东交民巷内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寻求支持，即将化石运往美国。经过中美双方协商，两箱化石被运往美国公使馆，然后再由公使馆将其运送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由陆战队撤离时带往美国。而在这之前美国从菲律宾调了一艘船——哈里逊总统号来秦皇岛撤退海军陆战队，这艘船来到上海后停泊在吴淞口外，正待开往秦皇岛，而此时日军偷袭了珍珠港。此船被俘之后被日军改作运输船，于1944年被美国潜艇击沉。而1941年12月美国在秦皇岛的海军陆战队全部成了俘虏，北京人化石也下落不明。

        震惊中外的头盖骨发现至此成为世纪谜案，转眼间70多年过去了，仍不知所终，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