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的欧洲思想史家

美国著名欧洲思想史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蒋立冬 绘图

        华师大闵行校区内，建筑布局开阔，草坪绿树湖水点缀其间，秩序井然。此外，与国内诸多远离市区的大学新校区相似之处还有：校园围墙外则是另一番景象。通往校外的“教师之家”（华师大贵宾招待所）需经一条狭长小路，两边高高的隔离墙后都是巨大工地，能听见各种节奏的机器轰鸣，远远望见挖土机巨大的机械爪怪兽般舞动。

        阴沉的天气，潮湿的空气，尘土和汽油的气味弥漫其间。正值下班时分，这条小路上堵满了一条汽车长龙，本来就显逼仄的车道上，学生骑着自行车擦着汽车车身勉强通过。就在这样的路旁，我和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教授正式见面了。他依然是下午课上的打扮，浅蓝色polo长袖衬衫，奶白色棉质休闲西裤，手中握着一把黑色折叠伞。

        前来接他的华师大老师考虑周到，在来的路上就拦了一辆出租车在此等候。但五分钟后等大家聚齐，发现车龙堵得纹丝不动。于是我们决定步行前往附近饭店。沃林教授虽然听不懂中文，但看到我们和出租车司机说话摆手之后，积极提议我们应该给司机小费以表歉意，语气温和而坚定。

        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2010年10月，沃林教授第一次来上海，曾感叹：这地方比美国还美国，人群匆忙，高楼林立，大家争先恐后，追求成功和金钱。今年5月，他在华师大政治学系面对硕博生讲授一门短期课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民主及其不满”，为期一月，每周讲两个下午。

        开课第二周的主题是哈贝马斯与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沃林教授曾与哈贝马斯共事过，对哈老的理论体系和近期动向都显得无比熟悉。讲课以鼓励学生提问开始，可以是关于本次阅读内容，也可以是在整个课程中最想获得什么。提问的学生显然都有备而来，好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海德格尔的（沃林是知名的海德格尔专家），问题的质量表明他们拥有一定的阅读量。据听课学生反映，课至第二周，“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了”。

        让我摘录一下这节课的部分内容，或许我们能够理解原因何在。

        “鲍德里亚著名的‘拟象（simulacrum）’概念 ，指缺乏原创性的复制品，这是大众文化/文化产业诞生之后的现象，用本雅明的话说是机械复制时代的特性。那种传统的艺术，或者说有灵韵（aura）、深刻的、意味深长的艺术不再，一切都成了复制品……凡此种种表明，社会已成了技术加工而成的产物，而非具有生命和独特意义的空间。”

        在这样的历史境况下，“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话语的出现是让人欣喜的。因为在十八世纪人们头一次以‘公民’的身份聚在一起，在各种咖啡馆、读书小组、讨论小组、沙龙里辩论各种话题，考验理性思考和表达能力，形成公共意见和某种规范性力量。而这些都是在国家或者说宫廷的监管之外自发而成的。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正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源起。”

        不过，在政治范畴，“约翰·S·密尔和托克维尔都对此有所担心：如果每个人都拥有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利，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参与所需的能力和资质，这需要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哈贝马斯用‘贵族式自由主义’这一字面上相矛盾的两个字来形容这种新出现的状况：人们需要新的权威，需要意见领袖……而托克维尔则认为必须要有‘调解机构’存在，可以避免政治局面被逼至极端状况，这是他开给现代政治的一剂药方。”

        在社会领域，“马克斯·韦伯等学者认为，前现代社会，即使信仰、所在地都不同，人们生活的内容依然大致接近。但现代开始之后，人们从原先的家庭劳作中脱离出来，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传统的家庭结构解体，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为主流，人们生活内容越来越不同，个体经验越来越个人化，社会分化发生了，‘自我’发展起来。而这，正是公共领域存在所需的个体性……顺便提及，这也是小说诞生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开始想了解他人的生活……而当人们从原先的传统生活中脱离出来，却又无法有效嵌入一种新的秩序中，自杀成为一种现象引起了涂尔干的思考，写成《自杀论》。查尔斯·泰勒喜欢用‘原子论（atomism）’来形容这种状态。”而沃林认为，泰勒和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都低估了个人主义的重要性。

        接下来，沃林教授还论及康德的《何谓启蒙》，苏格兰启蒙运动对“道德”的论述等等。全英文讲课中不时会用德语、法语乃至拉丁语提及具体概念，显示了一位欧洲思想史家的多语言基本功。

        这样课程容量颇大的三堂课，光是紧跟着老师的思路听下来，都会感觉头脑有些许疲劳。想要获得良好的听课效果，必须有相当经典著作的阅读积累和对主题文本的熟悉。

        前往餐馆林立的片区步行约15分钟，我们一路穿过人行绿灯亮起后依然有汽车未减速乱窜的人行道，门口放着高分贝音箱歇斯底里地吼着广告口号的电器卖场，卖场门外广场上还奇异地摆着一座大型旋转木马，周边围着一圈玩具电动座椅，在夜色中灯光闪烁，电音大造。在此地居住了近两周的沃林教授显得对这片城乡结合部熟门熟路，当我们迟疑是否走过头时，他大手一挥：“餐馆就在前面！”我开玩笑说：“好吧，你才是本地人。”

        那是一家本帮菜饭店，也做海鲜。宽敞的一楼大厅摆了二三十张圆桌，我们选择了靠里的角落。沃林教授说，他之前来过两次，对点菜的生鲜食材区印象深刻，带着生动的表情说，“有二三十种鱼类贝类呢，许多都在玻璃水箱里游动”，一顿饭时间先后提了两次。

        服务生都是年轻的外地姑娘，带着好奇的神色、略含蓄（而不常见）的微笑、礼貌的语气为我们服务。或许是有感于此，沃林教授说他在中国遇到的人大都非常友善热情，“超过我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历”，比如有次他买了张电话卡给家人打电话 ，但电话中的指示语言都是中文，他不得不求助宾馆的服务生，他极耐心地帮他解决了问题。我一边点头，心里飘过“超国民待遇”几个字。他还说到他的助教，每天早上都会给他发邮件，问他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让他很是感动。“而我的三个孩子，一个17岁，两个21岁……我每次打开WhatsApp，和他们的对话框总是空空如也。你知道，我一直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好父亲的，我会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语气轻微委屈，又略带自嘲。

        他喜欢青岛啤酒，用筷子也还自如，自信地拒绝了配刀叉的建议。饭桌上的他显得轻松，健谈，很愿意展现自己的幽默。半天的课结束，他显然很乐意有人可以和他闲聊下各种生活中的琐事。

        饭后送他回住处，那条小路没有了车龙，又被小吃推车和路边摊占领了。下晚自习的学生依然只能半骑半踮着自行车缓慢通过。路上我们聊起最近很红的《21世纪资本论》。沃林教授说，六周前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作者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场的还有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后者是这本书的主要力挺者。沃林说，作者风度翩翩，很有法式的迷人魅力。书中的确用了很多数据来论证主题，但对他来说，主要观点已是大家都早已认识到的现状。“而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在会上也有人直接提问作者我们该如何应对，而作者的回答含糊其辞。”并且让他最感觉奇怪的是，作者在书中一直在讨论经济，却对政治领域避而不谈，令人费解。

        快到宾馆的时候我们遇到一扇大铁门，就像常见的公园大门。门是锁着的，但门上少了几根栅栏，留下的洞正好形成了一扇窄门，成年人通常都需侧身而过。他领我们穿门而过时，放慢速度做起了演示，一边很兴奋地说：“很奇怪，我刚来的时候这门好像比现在更窄，我需要小心翼翼才能挤过去，但现在你看，就很轻松！我还告诉自己，要少吃甜品，不然会穿不过这扇门回不了宾馆的。”我认识的好几位美国朋友，都有这种说起生活中尴尬或好笑的小事情时，一本正经又忍俊不禁的语气，特有的津津乐道。

        抵达宾馆时已近晚上九点半，正门面对的一片工地上依然亮如白昼。沃林进门前激动地指着前方宛如巨型桥墩的红色梯形机器说：“这片工地24小时不停歇。这个红色的庞然大物是会移动的！我还拍了照片发给我的家人看，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窗外的‘景色’。”

理查德·沃林

        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研究生院的历史与政治科学杰出教授，在欧洲思想史领域著述颇丰，以对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和西方民主的反思而享有盛名。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包括《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1990年）、《文化批评的观念》（2001年）、《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2005年）、《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2008年）。

        他的最新英文著作和中国有关：《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及1960年代的遗产》（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尚未译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