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为什么不把帝王当“天子”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剧烈的领土迁变、主导中心转移和异质文化交融，很难像中国一样以朝代更替来考察。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罗马帝国及其扩张是欧洲文明整合的滥觞。美国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等从30年前开始大力强调“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概念，将之界定为从公元2世纪到8世纪，以涵盖罗马帝国帝国衰亡、蛮族入侵到查理曼重建秩序的历史时期。此后的历史便真正进入了中世纪时期。

        西方中世纪史学界常常将公元1000年到1300年的三个世纪成为“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以其作为真正的欧洲文化与自我认同形成的开端，并为后来的欧洲文化奠定了基础。我们看到，这个粗略的时间段划分居然和两宋时期大致相符（960年-1279年）。

        在一般国民的印象中，宋代往往存在于精忠岳飞、杨门忠烈和委曲求全、积贫积弱的双重想象之中。在文化、制度与社会思想方面上，两宋时期却对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有定鼎之功。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以欧阳修所纂修之《新五代史》为例，盛赞其“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赞叹“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朝虽然一直处于强敌环饲之下，难以复现盛唐万国来朝的景象，但是无论其意识形态的内在理路发展（儒学的重新建构）还是外在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与城市活跃程度，都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

        虽然中世纪的皇帝还是以罗马人皇帝自居，人们也常以罗马人后裔自居。然而，罗马帝国的光环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投射，一般欧洲民众对于罗马的知识可能远远不及我们现在一般的大学生（而且，他们的知识核心也是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和君士坦丁大帝最后的皈依）。在这一时期，他们试图去对过往的历史寻求一种系统性的解释与叙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弗莱辛主教奥托所编撰的《双城史》（Chronica de duabus civitatibus）。而在当时的中国，从先秦以来的整个历史谱系仍旧清晰地流传了下来，尤其是宋代编修的《资治通鉴》这种的大型编年体史书和《册府元龟》这种大型类书的出现，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系统性总结。

        与宋代中国的市井繁盛相比，中古欧洲的城市正从原有的城市遗址（乃至可以称为废墟）、重要朝圣地和朝圣路线沿途以及古老的隐修院和主教座堂的周围逐渐形成、壮大。而正是城市的出现，为欧洲的新生提供了温暖的产房。刚刚去世的法国中古史学者雅克·勒高夫就将中古盛期称为“欧洲的诞生”时期。他认为从11世纪左右开始，欧洲（尤其是西欧）开始了对自我认同的重新建构，并且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兴起等重大社会变化，使欧洲更趋于一体化，但同时也促进了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所有的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城市对商贸和交流的促进作用。

        从地理上来看，神圣罗马帝国占据现在的法国东部、德国大部和意大利北部，帝国东部和北部还存在着尚未皈依的异教徒和已经存续数百年的拜占庭帝国；法国虽有国王，但在层层分封之下也显得支离破碎；英格兰偏处一隅，在诺曼西渡之后完成了基本统一；意大利各地区控制在当地贵族手中，而威尼斯等地也出现了新型城市共和国的雏形；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若干岛屿上，异教的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仍在虎视眈眈。城堡里的封建主、全副铠甲的骑士、渴慕典雅爱情的贵妇、虔诚的朝圣旅团、春闺梦里的十字军战士、传布福音的托钵僧、大学中挥洒才情的大学生和导师、隔都里的犹太人等，无数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中古西欧世界。

        我们平常对于中世纪作为“黑暗时代”（Dark Ages）的印象主要来源于两个时期。其一是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蛮族入侵，其二是中世纪末期肆虐全欧的黑死病。而这两者其实正是西欧中世纪的一头一尾，而非中世纪时代之本来面目。

        蛮族入侵使整个西欧原先文化昌盛地区受到了极大摧残，而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则相对安定。蛮族的入侵不仅“创造”了“Vandalic”（从汪达尔人衍生而来，意为“文化破坏者”）这个单词，也导致了大量的图书典籍被毁、学校废弃、精英人士逃亡避祸等，形成了罗马文化几成绝响的窘境。于后世备受诟病的天主教会，却在刀兵四起、狼烟滚滚的时代里，借助修道院的高墙和祈祷保存了西欧文明一脉。

        8世纪法兰克人崛起之后，欧洲局势趋于稳定，阿尔昆（Alcuinus，生于当时诺森布里亚王国治下的约克）等“西来圣人”重新在欧陆设坛施教、金针度人，遂有加洛林文艺复兴之盛。查理曼以教堂和隐修院为中心，要求其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传授七艺（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更由于加洛林小写体（Carolingian minuscule）的普遍推广使用，使西欧渐而实现了书同文的局面，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又为中世纪进入盛期奠定了基础。

        与此之时，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正在从开元全盛走向安史之乱。如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说：“空无所产生的仍然是空无。”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论是看似突然的崛起还是刹那的颓败，都能在历史的脚印中找到其来时的踪迹。

 对“国家”的淡薄

        在理解欧洲的时候，我们需要破除的一个障碍就是中国历史带给我们的整体化思维和帝制传统。

        中古欧洲具有高度的“国际化”。法兰西人可以做英格兰的国王，意大利王公娶回家的是拜占庭公主，一个生于萨克森的地区的学生跑到巴黎去听讲最新的圣经注释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读欧洲史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千头万绪，抓不到脉络；而一旦形成了整齐划一的模式，却又发现还存在着无数的例外现象。（如同拉丁语中的动词变位一样，本身就分类繁复，还有大量不规则变化。）

        对于欧洲绝大多数受教育阶层而言，他们唯一共享的就是以拉丁文进行交流、阅读和写作以及信仰上的统一。就一般民众而言，除了天主教徒的身份之外，相互间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强有力的纽带。他们对于“国家”的概念也相当淡薄，国王对于他们只是一个遥远的想象，只有来收税的领主才是真实存在的统治者。

        在中古西欧，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仍保有“罗马人皇帝”的封号，但其力量和权威已经远逊于遥远的先辈，更难以和中华帝国的君王相比拟。欧洲君王多是名义上最高封建主，其封臣虽然对其有效忠的义务，但是再向下分封的封臣们就不再对最高世俗权威承担义务了（其经典表述即为“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在这方面，诺曼征服后的英格兰是一个例外，这也是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偏处一隅，却在许多方面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西欧封建制度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帝王成为至高领袖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世纪民众来说，“天子”已经在上一个千年诞生于伯利恒的马槽，任何来自于神所授予的君权都无法和耶稣这个木匠之子所施行的教导相抗衡。

        中国的“夷夏之辨”在西欧以“基督徒/异教徒（异端）”之存在着。中国的天下，在中古西欧所呈现的就是“基督王国”（Christendom）。对于中古盛期的欧洲人而言，信仰是他们的生活核心，而教会与民众的联系更是无处不在。在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正式明确七大圣事之前，礼仪实践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上千年。一个人从出生、成长、结婚到去世，所有的重大人生经历都在教堂、神职人员的陪伴下度过，望弥撒、领圣体、办告解等宗教活动便是中古天主教徒的晨钟暮鼓。中古西欧教会制度还承担了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部分功能，对个人进行教化，并为大众提供基本的社会规训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会还为民众提供了彼岸世界的安慰与期待，从而使每一个个体的灵魂和肉体都无法与教会隔离。

        中古盛期的一大转折点，便是天主教会与世俗皇权之间的冲突，这场教会改革的运动缘起于净化教士阶层（尤其是要求教士保持贞洁和禁止圣职买卖），而后发展为教会与世俗统治者对主教授任权的争夺。

        从古代晚期以来，教会作为信仰生活的权威与世俗统治的皇权一直存在着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在古代晚期，主教、隐修院长等重要职位常常由当地贵族或国王任命，甚至在11世纪中期开始的净化教会改革中，世俗统治者也充当了重要角色。而随着社会状况、地缘政治变化和教宗制度的增进，罗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整个基督王国赋予一种绝对的统一性。君权与教权的争夺中必然会掺杂若干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但无论是早期的双剑论，还是后来的教权至上论，本质上都是为了寻求权力的划分。这种权力并非汲汲于土地和税收，核心是谁掌握对世界及其秩序进行解释的最终权威。尽管以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为代表的政教之争持续了不过十余年，但教权与皇权的争夺一直弥漫在西欧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无论英诺森三世时期的教宗权威至上，还是14世纪将近七十三年的阿维农之囚（教宗本人和选举为法国国王所控制，将其行在驻跸于阿维农城堡，也称为西方教会大分裂“western schism”），甚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仍是这两股力量斗争的延续。

大学的出现

        中古欧洲在文化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大学的出现。这种专业化的教育机构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行会组织，11世纪以来出现的诸多隐修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和主教座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成了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前身。一般来说，隐修院学校主要为准备度僧侣生活者提供基本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拉丁文的语法、阅读和写作以及基本神学教义的训导等）。主教座堂学校的教育对象则更为宽泛，既包括教区神父、律教士等神职人员的教导，也包括从事世俗职业的平信徒。整个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制度化，为欧洲未来的崛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3世纪前后，巴黎、牛津、剑桥、博洛尼亚，在教会法、神学、医学、科学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跨越性发展。而与此同时涌现出的阿伯拉尔、方济各、多明我、约阿希姆、罗吉尔·培根、阿奎那等人更点缀了中世纪文化灿烂的星空。

        同在11-13世纪，东西方都出现了向古代寻求权威与重建当下秩序解释的努力。如前面所提到的《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更有宋儒们以先秦思想为基础，杂糅以佛道思想，重构儒家思想体系、开创千年学脉。而在西方，西欧注经大师则以圣经为基础，以历代教父著作和大公会议决议为旨归，对于天主教会的教义进行更深的探讨和解释。经院哲学在12世纪的大盛，以逻辑推衍的方法论提供了“信仰寻求理解”的新路径，并在大翻译运动和与阿拉伯人的交流基础上催生了新的科学探索。

        直到今日，经过了近千年的流转，西欧国家的社会各方面仍能看出其中世纪根源。巍峨耸立的哥特式建筑、以罗马法和教会法为根基奠立的现代法学系统、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古老大学、在隐修院中继续千年祈祷的修道士都见证着古老历史在当下的存在。科学的精神、理性的光辉、对人类疾苦的悲悯乃至代议制民主、现代福利与济贫等也都能在中世纪民众的生活里找到雏形。

        体解中世纪的西欧未必能揭示中西之间的异路，或对我们今天所关切的问题给出直接的答案。至少，我们可以试图探寻异域先民在千年之前，经过了怎样的生活，走上了怎样的道路。